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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很明顯，那些勝利地削除群雄、橫掃六合、統御全域性的創業者，經過歷史長期的層層汰洗、苛刻選擇，終於被推上了政治歷史舞臺，登上了龍廷寶座。當時，他們風華正茂，因緣際會，風虎雲龍，主動權在握，有盡多的馳騁天地，具備了大展其才的條件；而到了籌謀立嗣繼統事宜時，則往往處於“英雄遲暮”之秋，瀕臨行將謝幕的窘迫處境，時不我與，被動應付，選擇餘地很小，而變數卻很大，受到諸多客觀因素的制約，還會有種種棘手問題橫置其間，因而，必然會大傷腦筋，難於措置。

在“家天下”、世襲制的國家體制下，一切封建帝王，尤其是開國皇帝，對於繼統問題無不極端重視，都把它看做是立國之基、社稷之本。當取得皇位之後，他們所晝夜焦慮、刻刻在唸的，便是自身的統治權如何鞏固，這一家一姓的帝統又如何得以順利地傳承下去。　而隨著統治權力的日趨鞏固和高度集中，王位繼承問題便愈發成為封建專制制度下“悠悠萬事，唯此為大”的核心問題。

應該說，對於繼統問題，朱元璋還是綢繆甚早的。還在做吳王時，他就確立了嫡長子朱標為世子；位登九五之後，隨即冊封為皇太子。鑑於太子朱標生性仁和，溫文雅馴，老皇帝朱元璋認為，立國之初，國事繁劇，邊防多事，朝廷中掌控要津者都是開國元勳，很怕他駕馭不了，因而多次想要更換太子，但朝臣們都以“違反古制，恐致禍亂”為由，極力加以反對。

所謂“古制”，肇源於封建王位的世襲制，內容主要是指“皇位嫡長子繼承製”，其出發點是為了保持朝廷與社稷的穩定。具體內容，《春秋·公羊傳》概括為十四個字：“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按照漢代學者何休的解釋：“嫡”謂嫡正夫人（皇后）所生之子，尊貴無匹，故按年齒長幼來安排；“子”謂一般妃子所生之子，位有貴賤，又考慮到會有同日而生的情況，因此，以地位（貴）為權衡標準。就是說，在皇后與妃嬪所生的諸子中，皇后所生之嫡子具有優先的繼承地位；而在皇后所生的諸嫡子中，長子又具有優先繼承權。

朱元璋儘管是剛愎自用、率意孤行的一代梟雄，但在這一事實上而不是學理上的難以逾越的“禮制”的障礙面前，為了避免眾多皇子為爭奪帝位而兄弟鬩牆，互相仇殺，也只好打消更立太子的主意。為此，他及時地採取了補救的措施：為了便於朱標駕馭全域性，他用盡權謀，剪除群雄，誅戮功高震主、權傾朝野的開國功臣，即所謂“削光帶剌的手杖”。可是，天意不遂人願。一切收拾停當，偏偏朱標又病死了。這樣，便再次面臨著由誰來繼統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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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皇帝的難題（2）

老皇帝的本意，是想借此機會更立皇后所生的四子燕王朱棣為太子，因為他的個性與風格與自己相似，勇武有謀，堅忍、果斷，又戰功卓著。但是，由於朱棣不得人心，大臣們便以“雖嫡非長”為由，極力加以抵制。他們說，如果立燕王為太子，那將置同為皇后所生的次子、三子於何地？怎能令國人心服？而立皇太孫，名正言順，前朝多有先例，可以確保江山永固，上下心悅誠服。老皇帝儘管並不完全稱心如願，但礙於“古制”，也只好曲意認同。結果呢？十分不妙，最終釀成了兵權在握的叔叔朱棣奪取侄子朱允炆皇位的“靖難之役”。

實際上，縱覽兩千餘年封建王朝的歷史，存在類似煩惱、遇到這種難題的，又何止朱元璋一個人，可以說，那些開基創業的帝王，在交班與繼統的問題上，沒有誰不是大傷腦筋，頗感棘手的。

說的遠一點，像戰國時期的趙武靈王。這是一個很有作為的君主，銳意改革，胡服騎射，一直得到後人稱讚。他在位二十七年，初立長子章為太子，後來娶了寵姬吳娃，生下了少子何，便把太子章廢掉，進而又把王位讓給了少子何，是為趙惠文王，自己做了太上皇，住在沙丘的行宮。少子何即位之後，心懷怨懟的長子章不甘心北面稱臣，便起兵發動叛亂，兵敗之後，逃到沙丘宮他的父親這裡來避難。太上皇很同情他的處境，不忍心看著他慘遭屠戮，便開門加以接納，把他保護了起來。豈料，追兵闖進沙丘宮，窮搜不捨，到底還是把他抓住、殺掉了。他們害怕日後受到追究，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太上皇也就地囚禁起來，不供給任何食物。太上皇餓到極處，只好在園林中探尋鳥巢，取卵、捉雛充飢，終致餓死宮中。

再比如，隋王朝的建立者楊堅。隋文帝平定江南，統一中國，結束了自東漢末年軍閥混戰以來長達四百年的南北對峙、分裂割據的局面，使中國再度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