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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百計，他們的詩賦文辭，特別是以曹植為代表的五言詩，達到了時代的高峰。這為西晉時期文學事業的飆升，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魏晉時期一個特殊現象，就是文學“家族化”十分顯眼。許多家族一門多秀，文人輩出。他們一方面以家學淵源和文人化的創作形態，為時代增光溢彩；另方面，又以世代相傳的相近或相似的創作風格、創作經驗，使文學鏈條得以延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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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家族（8）

單以西晉而論，如傅玄父子、潘岳叔侄、陸機兄弟、張載三兄弟、左思兄妹等，都是相競而生，並肩發展的。正如南朝詩學大家鍾嶸所說的：“太康（晉武帝年號）中，三張（張載、張協、張亢）、二陸（陸機、陸雲）、兩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一時文華薈萃，人才輩出，流派紛紜，風格各異。繼曹氏父子、建安七子之後，相繼活躍在文壇詩苑中的正始詩人、太康詩人、永嘉詩人，薪盡火傳，群星燦爛。

金代著名詩人元好問，在《論詩三十首》中，概括漢魏以來以迄唐宋的主要詩家以及流派，一一加以論列。其中，至少有五分之一，說的是西晉詩人。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

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爾何？

這裡說的是，建安文學的流風餘韻，多存留於晉朝，也就是說，晉詩傳承著、賡續著建安遺風。你看那大將軍王敦，酒酣耳熱之際，拿鐵如意敲擊著唾壺以為節拍，歌唱曹操所作的樂府詩，以致壺口盡缺，足見晉人之風流倜儻。至於鍾嶸對晉人張華的詩的評論，“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就未免過於褊狹、苛刻了。如果他所說的是真，那麼，晚唐詩人溫庭筠、李商隱的詩，又將奈何！他們的“新聲”裡的纏綿悱惻之情，可是遠遠超過張華呢！

西晉一朝，###不寧，為時短促，但是，文學藝術方面的成就卻是巨大的。“竹林七賢”多有名篇佳作傳世，其中文學成就最高的是阮籍和嵇康，他們的《詠懷》詩、《大人先生傳》和《幽憤詩》、《與山巨源絕交書》，一直傳誦至今。“金谷二十四友”中為首的潘岳，與陸機齊名，是“太康體”的代表性作家，為西晉最有名的詩人，三首《悼亡》詩，筆墨之間深情流注，真切感人。就中尤以辭賦的成就為最大。左思《三都賦》一紙風行，時人競相傳抄，遂使洛陽紙貴。陸機的《文賦》，不僅是一代文學名作，而且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也是一篇重要文獻。書法藝術方面，嵇康、邯鄲淳等書寫的古、篆、隸《三體石經》，乃世所罕見的書藝珍品；鍾繇的楷書也是獨步書壇，盛名久擅。

魏晉時期的學術研究碩果累累。對後世產生重大影響、一直流傳至今的許多最重要的儒家、道家經典的傳疏，如何晏的《論語集解》、郭象的《莊子注》、王弼等的《周易註疏》、杜預的《春秋經傳解》等，均成書於此時。陳壽的《三國志》，與《史記》、《漢書》、《後漢書》並稱為“前四史”，被歷代史家譽為最好的正史之一。西晉玄學、黃老，對後世都有頗深的影響。

著名哲學史家任繼愈先生曾經指出：“如果說，安世高所傳佛教小乘學說，投合了當時某種厭棄社會人生、超脫現實的悲觀主義需要，那麼，支婁迦讖（支讖）所傳佛教大乘學說，則是用精神上的自我安慰去順應急劇變化著的社會條件的混世主義需要。”　就是說，當日小乘佛教與大乘佛教在中原大地上的出現，正是以漢末社會的大動盪、大混亂為其背景的。佛教文化之所以能在魏晉時期舒根展葉，同樣也藉助於當時有利的內部、外部環境。其時，儒學統治漸近廢弛，崇玄、“貴無”、不執一端的思想普遍蔓延，這都予佛學廣泛傳播以可乘之機；而社會###、政治腐敗、人心浮蕩，“名士少有存者”的惡劣的社會環境，則為復興先秦老莊諸子之學和接納異質的佛教文明，提供了順利條件。

魏晉時期，自然科學成就也頗有可觀。數學家劉徽的《九章算術注》，運用了驗證、類比、演繹推理等一系列科學方法，對晦澀難懂的原著加以明白曉暢的闡揚，並進一步提出許多意義深遠的新理論。醫學家王叔和的《脈經》，不僅在中國影響巨大，而且，先後於公元六世紀、十一世紀、十七世紀傳到東亞、中東和歐洲，對世界醫學作出了貢獻。

就在那些帝子王孫、公侯貴胄骸骨成塵的同時，竟有如此顯赫的學術成果、詩文傑作積澱下來，並流傳廣遠，輝耀後世。這種“存在”與“虛無”的背反，是歷史的弔詭，更反映出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