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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絲毫自私自利而不為國家與民眾之心，則無論何人可視我為國家之罪人，即人人可得而殺我。（二）如餘之言行稍有不誠不實、虛偽欺妄，而不為革命與主義著想，則任何部下，皆可視我為敵人，即無論何時可以殺餘。此二語為餘平時所以教部下者。今餘之日記及文電等，均在爾等手中，是否其中可見取一言一字足為餘革命罪狀者？如果有之，則餘此刻尚在西安，爾等仍舊可以照餘所訓示之言，將餘槍決。餘於今益信平日所以教人者，自己能實踐篤行，無論對上對下，絕無絲毫愧怍也。……餘身為統帥，教育不良，使部下有此蔑法壞紀之事，餘當然應先負責，向中央引咎請罪，並以爾等悔悟之意，呈於中央。爾等此次覺悟尚早，事變得免延長擴大，中央當能逾格寬大也。……吾人無論何時應視國家之生存高於一切；應認定國家必須生存，個人不足計較；尤須知人格必須保全，民族乃有基礎。故吾人之生命可以犧牲，而國家之法律綱紀不能遷就；身體可以受束縛，而精神之自由絕不能受束縛。餘對中央與國家之責任，餘一息尚存，決不敢絲毫推諉或放棄。爾等屢次要求餘簽字與下令，餘始終拒絕，以人格事大，生死事小也。餘之言行，不僅要留垂以後世，且欲以事實示爾等，使爾等亦知人格之重要甚於一切。……餘平時既以‘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之四語宣告國民，視為救國唯一之要道，當然應不惜任何犧牲，而維持人格與發揚正氣；斷不能行不顧言，使我部下與民眾無所適從，而陷國家於滅亡。自經此次事變，爾等應得到一確實之教訓，爾等必須知人格重於一切，國家利益重於一切。錯誤應坦白承認，過失應切實悔改，責任應明白擔負，並應以此意告部下也。……總之，現在國家形勢及餘救國苦心，爾等均已明瞭；餘生平作事，唯以國家之存亡，與革命之成敗為前提，絕不計及個人之恩怨，更無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且餘親受總理寬大仁恕之教訓，全以親愛精誠處世之道，絕不為過分之追求。此次爾等悔悟之速，足見尚知以國家為重。如此，卻應絕對服從中央命令，一切唯中央之決定是從，而共同挽救我垂危之國運，此卻所謂轉禍為福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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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布雷在西安事變中大造輿論（4）

陳布雷為蔣介石起草《對張楊之訓話》名為訓話，實在是給國人看的，是挽回統帥的面子，從頭至尾以所謂蔣介石的人格感化使張楊感應，而對中國共產黨在其中之大作用卻一字不提，對各方要求抗日這一大目標也一字不提，陳布雷是一個講究誠信的夫子，他不會不感到這是在演戲，他熟讀史書，即使封建皇帝也會公開下罪己詔以告天下，陳布雷不會不想到這一點，不過身已入這一政治圈子，也只能做戲而已，此所以其難言之隱與矛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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絞盡腦汁編寫《西安半月記》（1）

整個西安事變，不過半月時間，這確實成為中國現代史上一件大事，而且為全國抗戰造成了聲勢，為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啟了局面，而對陳布雷來說，也經歷著一場複雜的思想沉浮。

蔣介石回到南京，把張學良交給高等軍###審法庭以“劫統帥罪”判決10年徒刑。陳布雷看過判決書，主文是：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本會委員長蔣中正，因公由洛陽赴陝，駐節臨潼。十二日黎明，張學良竟率部劫持至西安，強迫蔣委員長承認其改組政府等主張。當時因公隨節赴陝之中央委員邵元衝，侍從室第三組組長蔣孝先，秘書蕭乃華及隨從公務人員、衛兵等多人，並駐陝憲兵團團長楊震亞等聞變抵抗，悉被戕害；侍從室主任錢大鈞亦受槍傷。又在陝大員陳調元、蔣作賓、朱紹良、邵力子、蔣鼎文、陳誠、衛立煌、陳繼承、萬耀煌等均被拘禁。當經蔣委員長訓責，張學良旋即悔悟，於同月二十五日隨同蔣委員長回京請罪……

陳布雷看了主文，心中很有感觸，“政治是做戲”的念頭又在他的腦海中浮現。不是嗎？主文中只說到張學良“強迫蔣委員長承認其改組政府”，而把提出抗日的主張漏掉了；還有張學良是自願送蔣回來的，可是又被說成是經“蔣委員長訓責，張學良旋即悔悟……隨同蔣委員長回京請罪”；還有是周恩來代表中共在西安事變中的大力斡旋等因都一字不提。“政治難道就是靠說謊過日子嗎？”陳布雷心中無限感慨，但是他又不敢說。

蔣介石回南京沒有幾天，準備到上海去治療，他對陳布雷說：“你到上海賈爾業愛路住宅來看我吧！我準備找牛惠霖醫師診治一下。我還有一些東西叫你寫一寫。”

蔣介石在上海診治時，又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