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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作生涯，多虧了一座巨大而且醜陋無比的咕咕鐘。

1933年冬，我回維也納的父母家過聖誕，之後決定留在英國找工作。我早就心裡有數，英國的工作不好找，恐怕得花一番工夫。出發前，父親要求我幫他帶一份“小禮物”給一個老朋友的兒子。結果，這份“小禮物”卻是一座高達5英尺的咕咕鐘，笨重得幾乎難以搬動。火車又擁擠不堪，每到一站，有人上下，我就得趕緊移動這座鐘，好讓人透過。在巴黎上下車時，我還得拖著這座鐘，後來還抱著這個龐然大物登上輪船，橫渡海峽。我一抵達倫敦的維多利亞車站，立刻打電話給理查德·莫賽爾（RichardMosell），也就是這份“小禮物”的收件人。那時，約是早上10點鐘。

“你就跳進計程車，直接把這座鐘送來好了，”他說，“這樣你就不必先拿回家。”

我在前一年偶爾見過莫賽爾幾次，只知道他好像在市區從事銀行業。把鍾送到後，他請我共進午餐，閒聊一下我的背景和將來的計劃。然後他說：“我們弗裡德伯格公司（Freedberg＆Co．）可以僱用你做經濟分析員，你也可以幫我們撰寫報告，以及做幾位合夥人的執行秘書。我們先回到我辦公室，如果合夥人沒有意見，你隨時可以開始上班。”

我第二天早上就到那家公司工作了，之後一直待在那兒，直到三年後前往紐約為止。在那三年間，那座咕咕鐘就在我辦公桌的旁邊——莫賽爾本人不喜歡那座鐘，我也是——每15分鐘發出一次討厭的聲音來煩我。

有人告訴我，我在商業銀行界的表現不凡、大有可為。弗裡德伯格公司也沒有虧待我，他們給我的待遇和薪水都很優厚。最後，我決定離開時，他們使盡全力說服我留下，答應幾年後升我做合夥人。見我去意已定，於是給我一份厚禮——安排我和內人搭乘兩星期的豪華郵輪頭等艙，經地中海到紐約，並聘我做他們駐紐約投資顧問，為期兩年。這可是個領乾薪的閒差。

其實，我總覺得自己做得差強人意，因此不是很喜歡要弗裡德伯格公司的工作。但是，我每天還是很想到辦公室去，因為那兒的人，不管是公司裡的人或是他們的客戶，都很特別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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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家公司是在第一次大戰期間，由三個股票經紀人合夥創辦的。他們原本在倫敦證券交易所服務，因為身為德國人，因此生來就是“英國之敵”，於是被迫辭職，另行創立公司。他們就是：坎託（MaxCantor）、伯恩海姆（OttoBernheim）和弗裡德伯格（ErnestFreedberg）。坎託因為牽涉到一點“醜聞”，所以沒待多久就離開了，不過沒有人告訴我細節為何。有時，他會到公司來跟弗裡德伯格借一筆小錢，每次總是如願，卻未曾償還。他幻想自己是個“白馬王子”，戴著漆黑的假髮，長長的鬍子上了蠟，還染色，喜歡捏女人的臀部。因為兩眼都有白內障，又怕開刀，他幾乎看不到了，因此只好擰著沙發椅套“解饞”。

伯恩海姆現在還是公司的一員，他的辦公桌就在合夥人辦公室的一角。他雖是創辦人裡年紀最輕的一位，現在才50多歲，卻已經中風多次，走路和說話都有困難，腦部也有損傷。他一星期會來公司一次，每次待兩三個小時，總是坐在位子上發呆，有時會有短短的幾分鐘，神智回覆到從前的清明。

弗裡德伯格先生是三個合夥人中最年長的。就在我進入這家公司的幾星期前，他剛歡度75歲的生日。他神采奕奕，事實上，可說是“精力過盛”。然而，他並非公司的“首腦人物”，這個角色本來是由伯恩海姆擔任的，就在他中風後，弗裡德伯格把莫賽爾兄弟，也就是羅伯特和理查德帶進來，做思考和決策的工作。但是，弗裡德伯格本人一直是公司主要的活力來源。

弗裡德伯格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他那碩大無比的鼻子——又長、又尖，幾乎是筆直的，就像迪土尼卡通中的小木偶說了兩次謊後的模樣。大體而言，他的長相和動作都很像木偶：手、腳和脖子都很長，耳朵也是長長尖尖的，下巴也相當突出；身體每個部位都不斷地扭動、搖晃、震顫，像是操縱他這個木偶的人發了狂，同時扯動每一根繩索似的。他那半月形閱讀書報的眼鏡會一直在那細長的鼻子上向下滑，到了快掉下來的時候，他總把頭往後一甩，眼鏡於是躍上額頭，又繼續滑下。

在他不停地動來動去的同時，他總是握著一支話筒，靠近耳邊傾聽，前面還有一個電話，用一種特別的架子立起來，同時對著這個電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