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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我每一次走出試衣間時瞪大雙眼，對我讚不絕口。

試衣鏡裡的自己果然煥然一新，看上去職業而幹練。

“您是隻選一套呢，還是多選幾套？”售貨小姐甜美的聲音讓我從雲端突然回落到地面。我這才意識到，我居然忘記了看價格。

Bloomingdale的定位其實只屬於中檔，但是價格標牌上那一連串的數字還是讓我望而生畏。　畢竟，我只是一個依靠獎學金生活的學生。我試穿的那幾套衣服加上消費稅，最貴的有1000多美元，最便宜的也要500多美元。

“買？還是不買？”我激烈地進行著思想鬥爭。

“它們真的很適合你！”售貨小姐好像也看出了我的困窘，努力作著最後的鼓動。

這時，旁邊的收銀臺突然來了一位要退商品的顧客。看到她，我靈機一動，立刻拿出了信用卡，態度之爽快，彷彿刷卡金額不是500美元，而是隻有5美元。

售貨小姐笑容可掬地為我結帳、包裝。她大概並不清楚，24小時後，等眼前這個對職業化裝扮的自己甚為滿意的女孩參加完面試，就會原封不動地把這套EllenTracy的西裝退還給她，一分不少地收回那筆“鉅額款項”。

第二天，穿著那套似乎專門為我定製、卻又並不屬於我的深藍色套裝，我鎮定自若、胸有成竹地走進了美林的會議室。

面對來自香港的兩位銀行家，半個小時裡，我學著美國人的方式，滔滔不絕地自我推銷，把自己說得像愛因斯坦一樣聰明，像老黃牛一樣勤奮，又像老鼠愛大米那樣深深地熱愛投資銀行。

握手告別時，在他們的臉上，我找到了自己要的答案：這個女孩，天生就屬於投資銀行。

把羞怯、謙遜拋到九霄雲外

在美林度過的那個夏天，我並沒有學會太多的金融知識或操作技能，但是，它卻為我開啟一扇窗戶，讓我欣賞到投資銀行的美麗風景，並且從此立下志願：我要真正成為華爾街的一分子。

於是，四年級一開學，我便身不由己地捲入了一輪又一輪看不到盡頭的面試旋渦裡。和每一位忙著找工作的96級學生一樣，儘管11月的達特茅斯早已是冰天雪地，我卻在零下20多度的天氣裡穿著西裝短裙和薄薄的絲襪，披著黑色長大衣，腳蹬高跟鞋，在漢諾威旅館和教室宿舍間來來回回，奔走穿梭。

漢諾威旅館是投資銀行來學校進行前兩輪面試的地點。那陣子，那裡天天爆滿，每一層的走廊裡都擠滿了西裝革履的學生，或站或坐，不安地等待著房間裡面的人叫到自己的名字。

投資銀行的面試看上去層層關卡、危機四伏，但涉及的問題卻多半是“老三樣”。

“講述一下你自己的經歷。”

“朋友們會用哪幾個詞來形容你？”

“為什麼我們應該錄用你？”

無論提問方式如何變化，我總是喜歡亮出我的“自我表揚一二三四”，以不變應萬變：

我聰明好學，能夠很快適應新的環境；

我擅長數字和數學，諸多相關科目的A＋成績就是最好的證明；

我勤奮刻苦，一週工作八九十個小時不在話下；

我善於合作，是個很好的團隊工作者。

面試的時間再長，也長不過40分鐘。人人都怕刁鑽古怪的問題，我也一樣。於是，一旦遇到“正中下懷”的提問，我就伺機大講特講，口若懸河，再不易被察覺地“延伸”到我悉心準備的其他答案，直至面試接近尾聲，對方不再有時間也不再有機會來為難我。

那年第一次面試，是和第一波士頓（CreditSuisseFirstBoston）的一位副總裁。

提起副總裁，我常會想起在香港做暑期工時聽說的一個小故事。

一位來自上海的留學生從商學院畢業後，在某投資銀行苦熬4年半，終於從經理熬到了副總裁。一次，他陪紐約總部來的董事總經理到某直轄市去拜會客戶，竟出人意料地獲得了副市長親自出馬的高規格接待。

市政府氣派的會議室裡，雙方禮節性地交換名片。然後，副市長居然把外賓客人撇在一邊，激動地對副總裁說：“您真是我們中國人的驕傲啊！貴公司大名鼎鼎，沒想到我們的同胞年紀輕輕就能進入最高管理層，手下至少管理幾千美國人吧？以後，歡迎您常回來，國家建設很需要你們支援！”

頓時，被奉為上賓的“副總裁”如坐針氈。他對著旁邊的美國人，胡亂說了一長串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