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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在新史中卻對馮道極力貶損，認為他沒有人臣之倫、廉恥之心，稱“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這就是作家的角度。試想，如果五代時每一朝滅亡，其朝中計程車人就全部自殺或歸隱，那麼，五朝更替之後，到宋朝還能留下讀書種子嗎？天下百姓又由誰來治理呢？

再如，舊史載有五代的典章制度。歐陽修纂新史，則認為五代是亂世，沒有什麼制度可以借鑑，於是全部刪除。其實，宋代的典章制度，有很多地方參照了五代的東西，或者借鑑了那時的教訓。將其一概摒棄，等於腰斬了從唐到宋之間的沿革過程，有違史德。歐陽修的《梁太祖論》，稱自己承認梁太祖朱溫的朝代是正統，不是向著他，而是為了昭彰其罪惡的事實——歐陽修能受得了朱溫這樣的惡棍而加以實錄，就不能忍受五代時的制度而加以實錄嗎？

又如，舊史把五個朝代分開記述，而新史卻把它們打成一片，並將人物分門別類，歸納成若干類傳。如，《一行傳》記載有節操的人，《伶官傳》記載因為戲唱得好而做官的人，《義兒傳》記載因為做人養子而建立事業的人（唐末晉王李克用選擇武士如李嗣源、李嗣昭、李存孝等為養子，任為將校，號稱“義兒軍”），《宦者傳》記載宦官閹豎在五代的情況等。這是新史比舊史更科學嚴密的地方。　txt小說上傳分享

歐陽修的“秀才說到兵”（3）

客觀地說，《新唐書》並不是實錄，而是根據北宋高層的需要弄出來的一部“君子小人鬥爭史”。《舊唐書》裡很多真實的細節，到歐、宋這裡全部被過濾掉了。比如，“舊唐”記載魏徵善於“縱橫術”，而“新唐”為了表現魏徵只是愚忠的孤臣，沒有處世技巧的成分，乾脆把這點刪去——歐陽修的思辨方向，確實與孔子相類，都主張把片面的歷史事實，作為自己政治主張的圖解，不能佐證自己觀點的，則“棄之不著”。

關鍵是，這樣寫出來的史書，不是治病的良藥，而是興奮劑，是搖頭丸。

其實，歐陽修的見識並不深湛，而其言辭又因文章之利流行當時。他的東西好讀，但是不可用。

《新五代史》表現了誰的教訓

《舊唐書》和《舊五代史》，都是有嚴重瑕疵的史書，其突出表現，就是過於注重史料，而沒有找出這兩個時代的內在規律，不能解釋唐朝由治到亂，和五代遲遲不能重建帝國朝儀的歷史教訓。

《新唐書》和《新五代史》都是應該修的，歐陽修等也注意到了舊史的問題所在。但是，他們想把《春秋》的路子放在這兩部史書上，以“大義”“王道”為出發點去解讀紛繁複雜的帝國時代，結論必然是表層的，主觀的，唱高調的，理想化的。

比如，薛居正說五代的紛至而亡是“天命”使然，而歐陽修卻說“不對”，他們的滅亡不是天命，而在“人事”。但，那“人事”又是什麼呢？他也說不清楚，只能就事論事。

熟讀《新唐書》《新五代史》的宋神宗銳意改革，一味冒進。但是，當他向王安石推薦《新五代史》的時候，王安石很不客氣地說：我沒有細看這部書，我一翻開，看到滿紙“嗚呼”，就擱下了。言外之意是：這書裡邊的高調，並不實用。

在歐陽修這樣的“準史家”看來，做君主的，只要按時上朝、穿點粗布衣服、吃點粗糧、不看戲、不打獵、不過多賞賜後宮、不給太監好臉色、不時關心一下民間疾苦、案子涉及權貴的時候不偏袒他們；做臣子的，只要敢說話、不怕死、不貪汙、不拍腦門、心裡想著皇上，這就夠了。

那麼，天下就沒有治不好的。

可是，他們沒有想到，這一切都是表象。作表面文章而不肯改革根本，結果就是一代一代重蹈同樣的教訓。到清朝時，道光皇帝的勤政節儉，不遜於雍正，國家不是照樣敗落下去了嗎？

司馬光與王安石是政敵，但也不滿意《新唐書》《新五代史》。他作《資治通鑑》，是專門給皇上看的政治分析史，裡邊採用的材料，以《舊唐書》《舊五代史》為準。

但，《資治通鑑》出來的時候，北宋的大廈已經失去了重心。宋朝人從建立典章制度，到帝王的執政風格，一味與唐、五代反其道而行之，他們幹什麼，我們就不幹什麼。

於是，宋朝沒有藩鎮割據、宦官專權，卻亡於外敵入侵、奸相用事。

中國士大夫史家的見識，長時間停留在一念興邦、一念亡國的層面上，這篇《伶官傳序》就是如此。後來都到明朝了，方孝孺寫《深慮論》也還是未能跳出這個淺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