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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相當於什麼呢？就像一個年輕人開始做一件事，這時候一位智者來拍拍他的肩膀說：小夥子，一定要好好幹啊！要認真地準備，頑強地堅持，要把握關鍵的時機，最後要能夠善始善終；在努力工作的同時，還要兼顧自己的身體，不要累垮了；而且要關心你的家人，要愛他們……

小夥子用力點點頭說：我懂了，我知道該怎麼做了！

這時你問智者：那麼，他應該具體怎麼做呢？

智者非常嚴肅地告訴你：對不起，那個我就不能說了。

除了高調，這等於什麼都沒有說。翻開古來明君忠臣的文辭簿子，裡邊太多這樣的高調和雙簧。

魏徵死後，唐太宗哀嘆：我失去了一面鏡子！這個比喻很精確：唐太宗始終把魏徵當作自己的分身，讓天下人可以從老魏身上看到一個更完美的自己，並且這個善於縱橫術的分身，可以給自己增益美德的分數，放大自己的言辭於天下。

不過，魏徵畢竟是魏徵，他比一般唱高調者偉大的地方在於，他的手段雖然複雜了些，但他的政治抱負還是以天下蒼生為己任的，他是一個好人。

魏徵之後為何無魏徵

如果唐太宗是明君，鼓勵諍臣更是一種體制，那麼魏徵之後的唐朝，為什麼非但沒有魏徵再出來，反而出現了武則天、來俊臣、李林甫、安祿山、楊國忠和李輔國？

問題的實質在於，唐朝君臣在處理黨爭和與外族關係的問題上舉止失措，在每一個向下的轉折中，都包含了來自這兩個弊端的惡化因素。

魏徵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個“水”指的是百姓。可是在高宗、中宗時，百姓並沒有起來反對唐朝，為什麼李唐的天下卻被武則天的周朝所顛覆？武則天可謂李氏家族的“禍水”。可此水畢竟不同彼水。唐朝之滅亡，不是亡於天下人，不是亡於水，而是被自己人搞砸的，水未覆舟而其舟自覆。

唐初，之所以能夠走通很多軍政難題，高層分權制和府兵制是兩個核心體制優勢。

但是，隨著黨爭的加劇和邊事連年，這兩種體制均遭破壞。

太宗朝東征西討、兼昧並弱，國土大張。但周邊幾個強國如吐蕃、南詔、突厥、回紇，包括與西域毗鄰的大食，卻依然強大，唐朝不得不與這些強大而有敵意的國家保持軍事平衡。連年用兵的結果，是與農耕社會完美結合的府兵制遭到破壞，只能使用大量的異族士兵填充漏洞，並放權給藩鎮，最終造成國家的外強內弱。

而在朝廷之上，由於唐太宗沒有認識到黨爭的破壞性，所以防範甚微，甚至搞《氏族志》這樣的大專案，來激化黨爭。

在專制帝國中，皇帝這樣的大角色，最希望達成的政府過程是什麼？是自己直接指揮那些一線的官吏。所以，古代名君的“美政”事蹟裡，充滿微服私訪、體察民情這樣的小故事。不過，以中國之大，皇帝想深入基層，泡在下面其實是不合適的，只好抓大看小，而把行政代理權交給自己的臣屬。這樣，皇帝與權臣之間，實際構成了一種博弈的關係。

但是，作為臣屬，要想鞏固自己的地位，實現抱負，獲取特權，結成朋黨是一條捷徑。地有南北之分，於是宋朝有蜀黨、洛黨；人有新舊之別，於是唐朝有牛黨、李黨。結黨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唐太宗修《氏族志》，本是想提高自己親族的地位，不料成了很多大家族結成政治聯盟的緣起；又因為科舉取士監督不嚴，名次可以人為操控，更加劇了朋黨的成熟。

貞觀初年，黨爭還是若隱若現，而到了貞觀後期，隨著科舉士人漸成氣候，太宗已經想不“兼聽”都難了。黨同伐異已經成為了朝臣宰相們秉政、議政的出發點。到高宗時，朋黨呈不可遏制的蔓延之勢。武則天顛覆李唐江山，正是利用了黨爭，否則武后一個女流，如果沒有許敬宗、李義府這樣的人組成“後黨”支撐她，武后怎麼能那樣快速地挖空李氏的政治根基呢？武后專制後，任用酷吏，編訂針對《氏族志》的《姓氏錄》，也正是為培植自己的黨羽。

一入朋黨，則無是非，像魏徵那樣能夠直言的前提也就不再有，皇帝也不會給這樣的人“無限話語權”。

偏信一人，則成奸臣；偏信一群，則成奸黨。李林甫、楊國忠、李德裕當宰相，都著力減少宰相的數量，把三省議政變成了形式，可直言者就更少了。魏徵這樣的大臣能夠產生的土壤，終於遭到了徹底破壞。唐朝真正傾覆的緣故，即在於此，而這正是當年的李世民和魏徵君臣所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