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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用豐收來證明當地的工作怎麼深入。其實豐收在這裡對工作狀況來說只是一個廢象，第二年如果雨水不夠，產量又下來了。

他提出：對特有現象要發現正象，識別歪象，拋棄廢象。對宣傳性現象要利用合理的，識破不合理的，分析半合理的。

艾豐的這篇論文由原定第一個答辯變成了最後一個答辯。最後的答辯會上，答辯委員們根據“能夠自圓其說”的原則，總算透過了，但在評語上仍然寫了不少不同意見。

二十五六年過去了，現在看艾豐的這篇碩士論文中的創見，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在現代社會，各種形態的宣傳性現象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如何正確對待宣傳性現象問題，對於政府官員、新聞界、企業界、文化界、公關策劃界，以至於普通老百姓，都是必須解決的問題。同時，由宣傳性現象的論述而生髮出來的“現象和本質對應性”的觀點，成了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中如何判斷事實的理論根據；對“現象與本質”的哲學範疇提出了新見解，甚至可以說是新發展，這就更具有普遍意義。

艾豐在談到他研究生畢業論文答辯始末時說：“我感覺我的論文透過不順利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的新觀點論述得不夠嚴密完善；另一方面，答辯委員都是達到一定年齡的權威人士，他們的社會經驗非常豐富，各種問題在他們的腦子裡都已經有現成的答案，遇到任何新的問題都可以迅速歸結到他們早已固有的答案之中，對新的見解和新的提法很容易不以為然。

“這件事對我來說是一個極大的觸動，當時我下了決心，如果我將來成了名，成了某些方面的權威，千萬不要陷入這個誤區。一定要看人家有什麼新東西，即便不是全新的，哪怕有一點新的都不要埋沒，然後用這個‘新’來撬動一下自己的思維，努力讓自己的思維也再前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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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官不就

艾豐被許多人笑為“傻子”，是因為很長時間內他做學問的神經比較靈敏，但他對“官位”的感覺卻是相當麻木的。

1965年他被任命為北京人民廣播電臺理論時事組組長（即現在的部主任）。當時還只有行政22級的艾豐，居然擔任了一般必須要17級以上才能擔任的領導職務，這種破格提拔在別人看來已經很“眼紅”了，但艾豐一點知覺也沒有，他當時甚至跟人家開玩笑說：“當個臺長又怎麼樣？共產黨的官我還不想當呢，吃苦在前，享受在後。”“文革”中，這句話成了過硬的批評材料，大字報上質問他：“共產黨的官你不想當，難道想當國民黨的官嗎？”

當艾豐成為新聞界的“大腕”、“明星”之後，常有人問艾豐在仕途之路上是否動過心思？

艾豐的回答是：“身在社會，不可能一點心思不動，但在這方面我是‘弱智’，很長時間不開竅。”至於找門子、拉關係這樣的事，艾豐從來不去做，從心底也不屑去做，結果升遷機會“撞了他一下腰”之後，還是離他而去了。

據說，1978年，當艾豐報考研究生，領導找他談話挽留的時候，就透露了提拔他接班的意圖。後來有人要求證實是否有此說時，艾豐說：“當時領導確有讓我做接班人的意圖，因為我在電臺早就是骨幹了，‘文革’以後正是幹部新老交替的高峰期，也缺高學歷、年紀輕、有能力的人才。但是有沒有正式決定，我自己不能妄說。不過我差點當上###的新聞局局長，確是百分之百絕對真實……”

1984年，當時擔任中央宣傳部新聞局局長的鐘沛璋，先是透過別人給艾豐捎口信，後來又親自寫了一封信，說他的新聞局局長“快到點”了，請艾豐同志過來當副局長，一年之後他退了，艾豐就幹正的。

那時艾豐真有一點動心了，因為當時艾豐還比較年輕，而且局長也不是個小官。去還是不去？艾豐自己拿不定主意，就找了好多人商量，結果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有同意去的，有不同意去的。最後研究生同學趙相如說了一句話觸動了艾豐，他說：“在全國，在北京，局長一抓一大把，但好記者、名記者卻沒有幾個。”

一句話提醒夢中人，艾豐說：“好！你說得對，我就不去了。”

這位同學的話之所以和艾豐的想法一拍即合，是因為艾豐確實非常想當個好記者，他的記者夢還遠遠沒做夠，還想把記者做得漂亮一點。再以後艾豐對新聞業務的鐘情再也沒有動搖過。

1986年他雖然當了經濟部主任，但始終沒有放下采訪寫作專門去做“新聞官”。一直到1996年，他在正廳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