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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也容易原諒。

當時高考的作文命題是《談談我的學習生活》。艾豐設計了一篇書信體的文章，開頭是這麼寫的：

某某同學：你五個月以前從農村給我的來信，我早就收到了，你在信中希望我談談我的學習生活，五個月都沒有給你回信，為什麼呢？因為我忙於準備高考，沒有時間寫信。現在我正坐在高考的考場上，恰巧題目也是談談我的學習生活，我現在就一式兩份，既算是高考的答卷，又算是我給你的回信……

這個開頭，看起來很隨意，但很灑脫，很新穎，甚至還暗合了新聞寫作的一些要求。15年後，當時給艾豐判高考卷子的老師胡家菱當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副臺長，遇見艾豐，第一句話就說：“你那個作文寫得很好，你天生好像就該吃新聞這碗飯的。”

1961年大學畢業後，艾豐被分配至北京人民廣播電臺工作，1966年3月北京市委破格任命他為電臺理論時事組組長（當時的“組”就是現在的“部”）。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他被批為“修正主義苗子”，“黑市委”對他的任命不被承認。1971年、1972年兩年捱整。1974年才被恢復職務，做科技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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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歲考研（1）

艾豐第二次人生重大選擇，是1978年報考研究生。這個抉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在新聞工作上能夠做出眾人所知的建樹。

1978年，國家在“文革”後第一年恢復招收研究生制度。因為多年沒有招收研究生，所以年齡放寬到40歲。這年艾豐的年歲不多不少剛剛40歲。

這對艾豐來說，是最後一班車了！

艾豐果斷做了報考的決定。他說：“40歲讀研究生，主要目的是想幹報紙。因為幹了17年廣播，不想再幹了，倒不是怕辛苦，而是我這個人的思維方式和喜好更適合幹報紙。我不願意拿著話筒老在人家面前舉著，我從年輕的時候起一直有這個思想障礙。有的人拿著話筒問人家話覺得很過癮，我拿著話筒問人家，覺得挺害臊。我願意坐下來想問題、寫文章，這樣比較舒服，想一些問題也深入。聽說研究生招考後面的背景單位是人民日報社，畢業以後可以分到人民日報社工作，所以就去考了。其次的目的，就是幹了那麼多年，覺得有一個機會學習學習、總結總結，很難得。”

◎大學畢業照，一排左四為艾豐。

四十學藝，這可能是經歷過“文革”的那一代人的共性，“文化大革命”開始時艾豐28歲，到“文化大革命”結束艾豐已經38歲了。

當時做這個決策也不是沒有過猶豫，因為畢竟工作17年了，能不能考上是個未知數，就說外語吧，放了17年沒動。最後，艾豐一咬牙對妻子和朋友說：“試試吧，考不上，丟點臉也丟不到哪兒去。”

當時報考要由工作單位開證明信，北京人民廣播電臺的領導說什麼也不同意他去報考。臺長趙正晶先後和他談了三次，累計時間8個小時，歸納起來就是一句話：電臺要重用你，不要走。艾豐說：“我只是試一試，多半考不上。”趙正晶說：“你肯定考得上。”最後還是請編輯部主任田月華說情，田月華對趙正晶說：“現在提倡向科學進軍，這是國家的政策，你不能阻攔人家。”這樣才算勉強同意了。

政治考題是胡喬木出的，非常難，如果按60分及格算，70％的人都不及格。答案出來以後，有人評價說胡老自己在考場答都可能不及格，因為他不是花三個小時想的這個答案，可能是一天，甚至比這還長。艾豐雖然在電臺當過理論時事組組長，政治科目也應該是他的長項，但考完後心裡也不踏實。當人家告訴他僅考了75分時，他禁不住心裡就咯噔一下，砸了！後來人家告訴了他內情，他才將心放到了肚中，因為他這75分可以換算成90分呀！

那年考試科目除政治外，還有外語、新聞業務、新聞理論基礎，另外包括一篇作文《我熱愛黨的新聞事業》。艾豐沒想到自己的作文考了90分，外語呢，竟也考了85分，所以一下子考中。當時新華社為此發了一個訊息，說“文革”後首次研究生考試發現了人才，艾豐就是例子，《人民日報》等各大報紙第二天都刊發了這一訊息。這樣，艾豐還沒進到新聞系就已經令人矚目了。

三年研究生的學習，艾豐是拼過來的。每天聽課和自學，沒有在夜裡12點以前睡過覺。研究生三年做了什麼事情呢？一、所有的功課以優或者良透過。二、透過了兩門外語——俄語和英語（大學學的是俄語）。三、在各種報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