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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就是他的學術風格。一次，一位新聞界的同行對他說：“我看你的《新聞採訪方法論》，先看的前言，一看裡面的口氣很大，說看了之後一定會有收穫。衝著這幾句話我就買了，看看到底是不是這麼回事。”艾豐笑著說：“你中了我的‘計’了。我認為，任何新的東西問世，都首先是自吹自擂，這是規律。因為所謂新東西，就是你發現了別人沒有發現的東西，所以你必須告訴大家，我發現了你們沒有發現的東西。如果你說我沒有新的發現，那麼你寫這本書幹什麼呢？搞學術必須有這種勇氣，必須把學術成果的推展放在第一位，而不是以違心的謙虛保護自己的所謂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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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論》為改革辯護（1）

他的另一部方法論著作《中介論》是一部專門的哲學著作。該書寫作於1992年，第一版出版於1993年。

一位新聞工作者為什麼要寫一部哲學著作呢？基礎、背景、動機是什麼呢？

從1956年入黨以來，歷次政治運動艾豐都在第一線親自參加了，眾多的政治風浪艾豐都切身感受了。他在思考這樣的問題：為什麼我們的黨，包括毛澤東這樣偉大的人物都犯了不少錯誤，特別是像1958年大躍進、1966年到1976年十年“文革”這樣的大錯誤呢？客觀上，我們是在做前無古人的事情，沒有現成的理論和經驗供我們借鑑；主觀上，基本的原因就是思維方式上的問題，也就是哲學問題。不錯，我們是有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指導，但艾豐發現，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是“武器”，而是“武庫”。所謂“武庫”，就是那裡面有各種各樣的武器，根據不同的任務就選擇不同的武器。武器拿錯了，也會犯錯誤。以1949年為界，中國共產黨已經由一個“造反的黨”，轉變為一個“執政的黨”，中心工作也已經由革命戰爭轉變為經濟建設。這就要求我們的哲學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的基礎上，有所變化、有所側重、有所突破、有所發展。

1992年春天，鄧小平發表了極其重要的南巡講話，在中國大地上掀起了一個新的思想解放運動。當時，艾豐正在中央黨校學習，他借這個機會，冷靜而深入地思考了許多理論問題。鄧小平的講話極大地解放了他的思想，同時，他也有一個驚喜的發現。用現在的觀點來總結歷次政治運動，他發現，如果那個運動“左”了，他就被批判為“右”，如果那個運動“右”了，他就被批判為“左”。後來艾豐對別人說：“我沒有高層作為自己的背景，也沒有憑什麼小道訊息作為自己的參考，全憑自己的思考作出判斷。能夠做到這一點，說明自己的思維方式有可取之處。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建立了寫作《中介論》的信心。如果自己的思維方式一塌糊塗，還要寫書，那是要害人的。”

研究的突破點是對“一分為二”這一眾所周知的哲學命題的思考。“一分為二”是一個正確的哲學命題，為什麼按照這個正確的哲學命題去做事，常常把事情做錯了呢？一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巡講話，還在糾正片面運用“一分為二”帶來的偏頗。他指出，不要老是抽象地討論姓“資”姓“社”。為什麼總要抽象地討論姓“資”姓“社”呢？就是“一分為二”的哲學思想在起作用，因為事物是一分為二的，那麼自然不是姓“資”就是姓“社”了。

艾豐在研究中發現，“一分為二”這一哲學命題是正確的，我們的偏頗在於理解和運用“一分為二”的時候，缺少了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命題——“一分為三”。他發現，研究事物最終性質的思維方式是“一分為二”，而研究事物現存狀態的思維方式則應該是“一分為三”。我們直接接觸的客觀世界都是“三”而不是“二”。方位上的上、中、下與左、中、右，規模上的大、中、小，時間上的過去、現在、未來，物體上的固態、液態、氣態，物理上的正電（質子）、負電（電子）、不帶電（中子），化學上的酸類、鹼類、鹽類，數學上的正數、負數、零，人稱上的我、你、他，革命中的敵、我、友……都是三態存在。

艾豐後來借用老子的話說明這個問題。他說：“老子《道德經》中說的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非常深刻，他用了四個數字，一、二、三、萬，他沒有省略三，並且說三生萬物。我們過去的錯誤就是把三省了，成了二生萬物，這就錯了。”

在搞清“一分為三”的內涵之後，他又為“一分為三”做了兩個重要的定位。

第一個定位：在辯證法中的定位。他認為，“一分為二”是革命辯證法的核心，在革命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