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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寫書，幸虧那時還年輕，精力旺盛，這本書從1979年到1981年，花了兩年多的時間完成了。

一門學科，要從經驗上升為科學，就必須對其特定事物運動的規律進行理性的抽象。而理性抽象的第一步，便是建立基本的概念。很多人談採訪的藝術、採訪的體會、採訪的方法，但是，很少有人提出：什麼是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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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中國發展程序的人”（4）

艾豐提出來了：採訪是新聞記者（包括業餘報道者）為進行新聞報道所進行的瞭解客觀情況的活動。這個定義納入了採訪活動的三個要點：誰——記者，為了什麼——新聞報道，做什麼——瞭解客觀情況，三者結合，缺一不可。從這一概念出發，推出了採訪的基本任務：迅速地瞭解到典型的有新聞價值的真實事實。從這一目的出發，又定義了記者採訪的基本方式是社會活動。

就這樣，《新聞採訪方法論》從採訪這個概念出發，沿著採訪運動的客觀過程，同時，也是沿著理性的邏輯，層層深入，對什麼是事實，什麼是材料，什麼是角度，什麼是立場，什麼是客觀公正，以及這些概念之間的邏輯關係進行了嚴謹的定義和深刻的揭示，並且根據這些分析，提出了實用的10種基本採訪方法。

《新聞採訪方法論》1982年一出版，立即受到新聞界的強烈關注和極大歡迎。第一次印刷5�3萬冊，兩個多月銷售一空；第二次印刷2萬冊，一個月內又全部賣完。

1987年底，《人民日報》著名女記者柏生找到艾豐，對他說：“最近在評社會科學著作的最高獎——吳玉章獎金，裡邊有新聞這一項。我接到了兩本書，要我推薦，我看了看，這兩本書都不如你的書。要不把你的書推薦上去，我看還有希望。”艾豐猶豫了一下，說：“也好，試試看吧！”柏生很高興：“我看肯定能評上。要評上了，艾豐，你可一定得請客。”艾豐嘿嘿一笑，樂了。

評獎結果出來了。《新聞採訪方法論》與郭沫若、呂叔湘等大師的著作為伍，獲得當時我國社會科學著作的最高獎——首屆“吳玉章獎金”優秀獎。在新聞界，與艾豐一同得獎的，還有著名新聞史學家方漢奇教授的《中國近現代報刊史》。同這些“學術方家”相比，艾豐這個40多歲的“老記者”在其中卻是資格最嫩、年齡最小的，他自己確實有喜出望外、“受寵若驚”之感。

至今，《新聞採訪方法論》已再版和印刷十餘次。其間，艾豐又奉獻了這本書的姐妹篇《新聞寫作方法論》。有關人士估計，這兩本書的發行總量已經超過50萬冊以上。毫不誇張地說，在中國新聞領域從業的人，包括那些在各個領域從事新聞報道工作的人，不知道艾豐的這“兩論”尤其是《新聞採訪方法論》的人是不多的。這本書至今仍為大學新聞專業學生參考教材，而且是新聞從業者的必讀書。換言之，讀新聞專業，你就不能不讀艾豐，以至於有記者向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張徵教授討教“怎樣提高報道水平”時，得到的竟是簡單的一句話：“把艾豐的書好好看看就行，那裡面有東西。”

回過頭來，我們不妨看看艾豐在申報吳玉章獎金時的“申報理由”。他是這麼說的：

第一條，中國採訪學研究最高水平。因為以前的採訪學都是經驗總結性的，而鄙人的採訪學是把它上升到了學術體系。

第二條，世界採訪學的最高水平。蘇聯的採訪學我是大學學的，美國在這方面的權威著作我也翻譯過，不過如此而已。我的著作採訪思想和案例不僅有中國的，而且涵蓋了全世界的，而我超出他們的部分是我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

第三個理由是，本書雖然是新聞學著作，但是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有若干新見解，就是說提出了新的東西。如本書第一次訂正了“第一手資料”的概念，糾正了中國詞典的謬誤，修正了美國和英國最權威詞典的不足。又如我從哲學的角度上對“事實”這一概念，對“現象和本質”這一哲學範疇都做了有自己創見的深入分析。

這三條自我推薦理由，時至今日可能還會讓有些人讀來極不舒服。因為在中國人的思維中，謙虛謹慎才是美德，即使你肚裡有十分的貨，那你也得稱它不足一分的價值。對此，艾豐也是瞭解的，所以他在“申報理由”中特別補充了這樣一句：

各位評委看到我上面的申報理由，可能認為我很不謙虛，但本人對學術領域謙虛的理解就是如實地描述事物，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其他意義。

“影響中國發展程序的人”（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