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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才發現自己的汗水已然連中衣都打透了……

……

大殿中，貞觀皇帝思慮飄忽不定：“唐三代而亡……唐三代而亡……，以無忌之能，必可讓朕的江山不至於三代而亡罷……玄武門，十七年前是玄武門，如今又是玄武門，大唐的命運，似乎便離不開這玄武門了啊……不管怎麼說，朕總得找個人，把這玄武門給朕看好了才是……”

遠遠的，亥時的鐘聲響徹太極宮，一隊禁軍羽林著裝整齊地自西內苑中開了出來，兩名軍官高喊口令換防完畢，在一陣軋軋聲中，玄武門緩緩地關上了……

2006年7月29日完稿於京

後記

唐代初年的玄武門之變一直是小說和影視作品的演繹物件，這是可以理解的，畢竟這是一段始終籠罩在迷霧中的歷史。目前可查的有關記載主要來自於《新唐書》、《舊唐書》和《資治通鑑》，然而這三部書對於這一事件的描寫均太過簡略，因此而產生的諸多政治懸疑就給玄武門之變塗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按照慣例，歷代皇帝不能調閱記錄自己言行的《起居注》，而唐太宗卻偏偏打破了這個慣例，做為一個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帝王，他這一行為本身符合其性格特徵，然而卻不可避免地給後世的史學研究帶來了極大難題。至少司馬光在編纂《資治通鑑》時就很清楚他所依據的《太宗文皇帝實錄》當中關於玄武門之變的部分並不全部可信，然而李世民畢竟是開創了貞觀之治的一代明君，也是歷代王朝和帝王所謳歌效仿的物件。因此經過一千四百年時光的沖刷洗滌之後，武德九年六月長安所發生的這場流血政變的真相早已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中了。

仔細推敲的話，史書上所描寫的此次事變過程當中存在許多疑點。所謂疑點，就是指一般被認為史書描述中不盡合理的地方。比如說，按照史書描寫，李世民直至最後一刻才在下屬的勸說甚至脅迫下下定決心拼死一播，然而其進入宮城伏兵臨湖殿直至擊殺建成和元吉的行動都順利之極，中間似乎沒有遇到任何困難。根據《常何碑》的記載，李世民推薦常何出任禁軍統領駐守玄武門是在武德七年楊文幹事件前後，或許當時李世民還並沒有決定以政變模式登上皇位，但是很難想象他的這一舉動是無意為之。另外，在政變發生當天，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十個兒子全部被殺死，一個都沒有逃脫，這一點是相當令人震驚的，因為根據記載，當時李世民手中兵力遠少於宮府軍，在沒有事先周密部署的情況下，有那麼一兩個漏網之魚是相當正常的。十個皇孫之中只要逃出那麼一兩個去，就會給李世民的善後造成極大麻煩，然而事實是，在政變發生當天，長安城裡亂作一團，這十個皇孫卻一個也沒有逃走，乖乖留在城中被李世民的部下砍了腦袋。這個疑點太過明顯，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在史書所描寫的情景背後，實際上是一個策劃完美部署周密執行徹底的政變方略，正是在這個方略的指導下，秦王和他的追隨者們才最終擊敗了宮府聯盟奪取了政權。

還有兩個小疑點，一個是東宮鴆酒案，另外一個就是政變發生時李淵所處的地理位置以及周邊環境。我確實很難想明白，李建成既然要對李世民用毒，為什麼竟然沒有毒死反而吐了幾升血就沒事了，轉過天來這位食物中毒患者就在臨湖殿生龍活虎地用一支箭結果了投毒者的性命。有一個很愚蠢的想法，即假如我是李建成，我起碼能找到十種以上能令李世民當即毒發身亡的毒藥；還有一個更加愚蠢的想法，假若我是李建成，做為名正言順的太子，我根本沒有必要去毒殺一個名不正言不順的劣勢競爭對手，從而為自己引來一大堆不必要的麻煩，在這個故事裡的李建成似乎顯得略有些弱智，而在他身邊輔佐他的人也似乎同時感染上了這種弱智症。

根據史書記載，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清晨，當李世民在臨湖殿誅殺自己的親兄弟的時候，做為皇帝並且兼任父親的李淵正在湖上泛舟。我怎麼也想象不出，究竟是什麼樣的閒情逸致讓這位帝國的最高統治者在一大早就跑到皇宮的湖面上去划船，而這天早上他本來是安排了對建成元吉在昆明湖伏兵刺殺世民的重大刑事案件進行調查的。親生兒子之間拿出這樣的事情，他居然還有心情去划船，而且是在早上六七點鐘的時候，這一點實在令我百思不得其解。這個描述中的李淵不太像一個領導一方勢力平定了天下的政治家，反倒像一個反應遲鈍沒心沒肺的傻老頭兒，就是這樣一個傻老頭推翻了隋朝並且兼併了各方諸侯開創了一個二百四十年的強盛王朝嗎？面對這樣的一個李淵，我開始產生了某種懷疑。

這本不到三十萬字的書就是建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