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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家庭的關係，傅涇波年輕時就結識了三位中國北方的政壇要人。一為“南北二孫”之“北孫”的孫洪伊。孫洪伊（1870—1936），字伯蘭，天津人，晚清與傅瑞卿同為順直諮議局議員，時人謂其雖然“為人木訥，拙於詞令”，然而“輕財守義，重然諾，頗有燕趙俠士風”。任議員時，親率各省代表來京師請開國會立憲，至是聞名於時。民國二年（1913），孫洪伊當選為國會眾議員，組建民立黨，反對袁世凱稱帝。後入段祺瑞內閣任內務總長。旋南下護法，加入孫中山護法軍政府，亦任內務總長，頗為孫中山所倚重，時人又以“小孫”目之，以別於孫中山之“大孫”。

由於孫、傅兩家是世交，故孫洪伊對傅涇波這位世侄的聰明與機智十分欣賞，驚異於其深厚的國學根底，而傅也稱孫為“我的教父”（my　godfather）。在孫洪伊的影響下，傅涇波得以結識一批名流人士，也練就了一手官式文章。

另一位為孫中山的廣東香山（今中山）同鄉、清政府派赴美國百名幼童留學生之一的蔡廷幹。蔡廷幹（1861或1863—1935），字耀堂。進入民國，任袁世凱的高等軍事顧問、英文秘書長。1926至1927年一度署理北洋杜錫珪內閣外交總長。傅涇波從蔡廷幹處提高了自己的英文口語水平，蔡廷幹也利用傅涇波嫻熟的國文根底幫助自己處理中文信件。

第三位是李石曾。李石曾（1881—1973），名煜瀛，河北高陽人，他是晚清軍機大臣李鴻藻第四子，李家與傅家為世交。1902年，李隨孫寶琦赴法國，從事大豆研究，又研究無政府主義學說。作為清廷官宦子弟，李卻反其道而行之，投身反清革命，1906年，他經在法人士張人傑（字靜江，對孫中山的革命事業頗有贊助者）介紹，加入中國同盟會。回國以後，又在天津組織革命團體京津同盟會，並在北京創立華法教育會、留法勤工儉學會，在家鄉開辦高陽縣布里村留法預備學校。1917年底，擔任國立北京大學生物學及社會學教授，後來又在北京創辦了私立中法大學，北京易名北平後的1928年，任北平臨時政治分會主席。

按照林孟熹的說法，李石曾“是除司徒雷登以外，對傅涇波一生影響和幫助最大的人”。5主要表現在傅涇波後來與國民黨高層人士所建立的關係，基本上都是透過李石曾所建立的。儘管李是“反基運動”的倡議者，而傅是一位基督徒，但卻並沒有妨礙二人成為情同手足的忘年之交。

傅涇波長於交際。在北京大學就讀期間，他結交了胡適、陳獨秀、吳稚暉、李大釗、瞿秋白、周恩來、孔祥熙等人，還在溥儀的英文老師莊士敦的引見下，去紫禁城見了這位清遜帝。傅涇波後來說：“我有很多機會成為共產黨人。我很多朋友是共產黨人，但我拒絕像他們那樣，因為我深受美國個人主義及基督教導的影響。我不可能成為一個革命者，因為我信奉非暴力。”6

傅涇波：與司徒雷登形影相隨的人（3）

由於傅涇波的父親傅瑞卿早就皈依了基督教，使傅涇波對基督教也產生了興趣。在父親的影響下，他常常參加北京和天津兩地的基督教青年會的活動，並且是其中查經班的成員。

1918年秋，傅涇波陪同父親去天津參加全國基督教青年會大會，當時任教於南京金陵神學院的司徒雷登應邀在大會上用中文（確切地說是帶著杭州口音的中國話）作了演講，他的這次演講給傅涇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司徒雷登後來回憶說：“雖然他（指傅涇波）聽不懂我的南方話，但是在他的想象中，我的人格似乎放射著一種神聖的光芒。”而傅涇波後來對其子女們也說過，在他眼裡，司徒雷登彷彿是“基督化身”，他對司徒雷登的愛甚至超過對他親生父親的愛。

1919年，司徒雷登赴北京就任燕京大學校長，在北京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愛德華茲的介紹下，傅涇波與司徒雷登結識，一個是中國19歲的北京大學學生，一個是美國43歲的正在組建中的基督教燕京大學校長，就這樣開始了長達44歲的忘年之交。

次年，傅涇波從北京大學轉學到燕京大學，一邊讀書一邊為司徒雷登做事。他說：“我從未同司徒一家一道去過教堂，但是他的榜樣卻喚醒了我應該成為一個基督徒，而不要再無目的地在周圍遊移。”

司徒雷登對傅涇波的認識是敏銳的，他看中了傅涇波在政治上特有的潛能。他認為，傅涇波“似乎從他那世代都是高官的祖先身上繼承了一種政治上的才智，並生來就有一種通曉官場心理學的本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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