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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講究氣氛，以適應中國教徒的實際需要。這些對傳教方式的改良，以後也體現在他所創辦的北京燕京大學的教育管理方面。

在杭州，司徒雷登除了佈道以外，與他母親一樣，對辦學、興學也有著濃厚的興趣。1907年，他率先提出建議，由南長老會與北長老會共同合辦育英書院，得到差會的首肯，並在六和塔一帶購置土地建設新的校區，這所經合併改組後的學校就是杭州之江大學。

1910年，司徒雷登的二弟沃倫·霍頓從美國耶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返回中國。1916年，他受聘為杭州之江大學校長。

司徒雷登在杭州期間，還見過駐節杭州的浙江巡撫聶緝槼，他在《在華五十年》中寫道：

記得有一次我在杭州的一條街上行走（在當時，對一個有社會地位的人來講，步行本身就是不體面的），正在這時，巡撫過來了。他坐著八人抬的裝飾華麗的大轎，由一幫穿制服的家僕前呼後擁著。我懷著敬畏的好奇心凝視著這位高階官吏，對他我是決不指望能更靠近一步的，而且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他如何以鄙夷的眼光看著一個孤獨的野蠻人閃開道讓他過去。　。。

“去中國，並使中國基督化”（5）

聶緝槼（1855—1911），字仲芳，湖南衡山人。副貢生。望族出身，其家族以“三代進士，兩世翰林”著稱一時。及至聶緝槼之父聶亦峰仍為翰林，官雖僅至廣東知縣，然其樂善好施之舉已是名聲在外，所以“中興名臣”曾國藩要將自己的季女曾紀芬許配給僅為貢生副榜出身的聶緝槼。

雖然科場不興，但是聶緝槼憑著自己的努力做了上海道臺，兼任洋務企業江南製造局總辦。後來，在浙江按察使兼杭州洋務總局督辦任上，與日本駐杭州領事簽訂了劃杭城武林門外拱宸橋北，運河東一帶700餘畝（約合萬平方米）的土地為日租界的協議。最終在經過浙江按察使、江蘇布政使、浙江布政使“三權藩篆”的歷練後，於1903年9月遷任浙江巡撫。巡撫是管理一省軍政的主官，正二品。1905年10月，聶緝槼因浙江銅元廠舞弊案而被解職。

司徒雷登在文中並未提及自己是哪一年見過這位巡撫大人的，但從司徒雷登1905年2月始抵杭州，而同年10月聶緝槼已“被劾開缺”，繼任者張曾敭未到職前由浙江將軍瑞興兼任巡撫的情況來看，應為1905年10月前。這一年，司徒雷登29歲，而聶緝槼已50歲。

司徒雷登認為，這次在杭州看見浙江巡撫聶緝槼使他想起了他早年和晚年地位的變化。他繼續寫道：

但是，這位官吏的夫人碰巧是著名的軍人兼學者曾國藩總督的女兒，一個入教多年的虔誠的基督教徒。她八十三歲上到北京訪問，曾作為我的客人到燕京與教師和學生們進行了親切的會面。由於她父母的關係，她本人的學識以及矍鑠的精力，受到人們極大的尊敬。返回杭州之後，她送了我一幅書法清秀的對聯，藉以抒發她訪問這所她久已嚮往的著名學府的情懷。

聶緝槼之妻曾紀芬（1852—1942），湖南湘鄉人，曾國藩季女。她是聶緝槼去世以後衡山聶氏家族的精神領袖。聶氏的後人在進入民國以後，在上海經辦恆豐紗廠等實業致富，所以曾紀芬有“總督之女、巡撫之妻、鉅商之母”的稱號。晚年，她自號崇德，工書法。在其子、滬上實業家聶雲臺的影響下，曾紀芬由信佛轉而相信基督，而聶雲臺卻在經歷了實業挫折以後，由信基督改為禮佛。

司徒雷登在文中說曾紀芬住在杭州有誤；實際上，曾紀芬住在上海，在民國年間滬上有頗為著名的聶家花園。1934年，時年83歲的曾紀芬北上北平（今北京），訪問燕京大學，並與燕京大學校務長（實行校長之權）司徒雷登會面。從儒生聶緝槼眼中的窮“夷人”到基督徒曾紀芬眼中的著名教會大學的校長，司徒雷登認為這一切頗有戲劇性。

曾紀芬有17個孫輩是燕京大學的學生。

在傳教士們看來，傳教與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有材料顯示，司徒雷登在返回他闊別17年的出生地杭州後，曾在杭州馮氏女學和弘道女學任過教職。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去中國，並使中國基督化”（6）

馮氏女學為19世紀末葉英國聖公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女傳教士瑪麗·沃恩（Mary　Vaughan）捐資2000金鎊（一種含金的英國貨幣，類似於當時法國發行的金法郎）所建，設校址於杭州紫金觀巷，迨1907年瑪麗·沃恩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