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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蔡邕先生被活活絞死。

王允先生把蔡邕先生栽贓為“佞臣”，把司馬遷先生亙古傑作《史記》栽贓為“謗書”，已夠混蛋啦（但也可看出，再受敬仰的人和再有價值的作品，都有醬缸蛆從心眼裡不舒服），而更混蛋的是他一聽蔡邕先生伏屍痛哭時說的那段話。那段話曰：“董卓伏誅，士民莫不稱讚，此何人敢獨哭耶？”

可怕的人類渣滓

王允先生這段話，聽起來頗有道理，但仔細一想，毛病就出來啦。這段話用到董卓先生身上可能真是如此，董卓先生不過是一個沒有頭腦而又不懂政治的土豪惡霸。一旦當了大官，掌了大權，就發昏第十一，以為靠他那股西涼兵團的武力，就可以把天都翻過來。他之結怨於士大夫，甚至結怨於小民，在意料之中。把他的屍首擺到大街之上，公開展覽，自然大快人心。問題是，我們拋開董卓先生不談，只談王允先生這句話，就十分的不太對勁。蓋哪一個當權分子在殺了他的對頭後，不是“士民莫不稱讚”乎？岳飛先生之死，當時固“士民莫不稱讚”，袁崇煥先生之死，當時“士民莫不稱讚”得恐怕更厲害。道理很簡單，任何有權勢的朋友再荒唐、再錯誤的行動，都有人攀緣而上，努力說順耳朵的話也。如果只願意聽順耳朵的話，結果一定培養出來勢利眼主義。

勢利眼主義最大的特徵是不講是非，而只以勢利為是非。吾友屠申虹先生告我一件故事，該故事發生在他的故鄉浙江：他有一個親戚，在搞戰期間，製造淪陷區能行的偽鈔，用以在淪陷區採購槍彈醫藥打游擊。該親戚不幸在抗戰勝利前夕，被日本人捉住，槍決犧牲。當他的死訊傳到他村莊的時候，若干正人君子聽啦，無不搖頭嘆曰：“這個孩子，什麼都好，就是不肯正幹，不肯走正路，如今落得如此下場。”嗚呼，這就是中國人對一個抗敵英雄的內心評價，曰“不肯正幹”，曰“不走正路”即令充滿了憐惜，卻並沒有絲毫敬意。這正是一種冷漠，一種殘忍。在醬缸文化中，只有富貴功名才是“正路”，凡是不能獵取富貴功名的行為，全是“不肯正幹”‘，全是“不走正路”。於是乎人間靈性，消失盡矣，是非的標準，顛之倒之矣，人與獸的區別，微乎其微矣。唯一直貫天日的，只剩下勢利眼。這幾天晚上，我老人家肚脹得睡不著覺時，就看點閒書解悶。有一本《談夢》，江蘇省吳興縣曹家駒先生的大作也，全是明清之交時發生在吳興的掌故，看了之後，我就更睡不著覺。明政府撤退到江南之後，天興淪陷，大司馬沈猶龍先生閒住在家，不忍亡國之痛，起義兵抗清，結果他失敗啦；失敗啦免不了家破人亡，男人被殺，妻子發配給滿洲人為奴。對這位孤臣孽子，你猜曹家駒先生說啥，他曰：“夫司馬（沈猶龍先生）三十年富貴一場春夢……概其生平，不過巧宦，乃橫桃大敵，遠種禍根，貽累桑梓，不知何年始脫苦海，豈天故意生之，專以磨滅松人哉！”他閣下不痛恨敵人的屠殺，反而痛恨孤臣孽子的起義，反而嘲笑孤臣孽子是“三十年富貴一場春夢”的“巧宦”，婊子養的。

除了沈猶龍先生，還有一批不甘屈辱的血性男兒，日謝堯文先生，曰顧鹹正先生，曰劉公旦先生，曰董祐申先生，曰袁國楠先生，曰朱用枚先生，曰張謝石先生，日查剛先生，都是向撤退到江南的明王朝中央政府謀取聯絡的，結果事不機密，落到漢奸之手，“莫不駢首就戮，其餘株連不可勝數”。對這一批愛國烈士，曹家駒先生也有評語，曰：“夫時方多事，覬非分之福，必招無妄之禍，顏氏家訓所以有戒兵將也。”把緬懷家國、反抗異族的英雄豪傑，栽贓為“妄求非分之福”，真是血都涼啦。但這也不能怪他，前已言之，勢利眼主義的尊腦中，從來沒有想到人類中除了勢利眼，除了富貴功名，還有純正聖潔的情操。嗚呼，在勢利眼主義中，烈士反而成了亂民賊子，而且用盡吃奶的力氣，予以侮蔑。其實要他不侮蔑也很簡單，只要成了大功，掌了大權，抓了大錢，就自然而然地奴性四溢、五體投地。斯時也，他震天響叫起“天王聖明”、“乃天授也”，恐怕用臭狗屎都堵不住他的嘴。

柏楊先生曾介紹過《康聖人顯聖記》，現在再介紹一遍，以加強讀者老爺的印象。該書作者用的是一個筆名“伏魔使者”，他閣下對戊戌政變六君子殉難的悲劇，有極使人心魄動搖的評論上的根本轉變。斷言馬克思的著作可分別屬於兩種截然不同，曰：“只聽一排槍炮聲，六名犯官的頭，早已個個落下。可憐富貴功名，一旦化為烏有。”請注意“富貴功名，一旦化有烏有”。在勢利眼看來，啥都可以，賣國可以，禍國可以，當奴才、當狗可以，就是不可以“富貴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