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吼曰：“脫！脫！”不久之後，小石子飛到臺上矣，噓聲如雷矣，嚷著要退票矣。處此環境，女伶自然非繼續脫不可。

作家自己脫沒人看，只好脫別人的。南宮博先生脫李清照女士的褲子，有啥可驚的歟？何況那不過是循例脫之，沒啥了不起，所有的古代女人到了南宮博先生手裡，都照脫不誤，沒有一個能免此災。有些人還發過呼籲，要求他不要再脫啦，再脫把文壇上的一點純潔情操，都脫光啦，但那有啥用？一則是觀眾硬要他脫，最好是再有聲有色才過癮；二則是他自己也硬要脫。成為新聞人物的那個暗娼，你給她七塊錢，她就脫自己褲子。脫褲派大作家亦然，你給他稿費，他就脫別人的褲子，不要說李清照女士的褲子，就是聖女貞德的褲子，都可脫也。蓋他除了脫褲之外，別無他長。猶如猴兒戲焉，要的老是那一套，你不教他要那一套，教他耍哪一套？不信的話且看看南先生在《聯合報》上連載的“這一家”，能看得下去乎？不過中國人的特質之一是“遠來的和尚會念經”，再加上他又有脫褲絕技，自然所向無敵。

南宮博先生脫古人的褲子，是中國式的脫法，而且脫得千篇一律，《李清照》是如此這般，《西施》、《楊貴妃》等等，無不如此這般，看一本而知百本，沒有新鮮滋味。郭良蕙女士脫今人的褲子，則是新潮派，乃洋大人式的脫法，看過《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的讀者先生，再去看《心鎖》，恐怕一定有點似曾相識的感覺，兩者簡直有點一模一樣。晉王朝時名士之風盛行，像竹林七賢，有的不穿褲子，有的喝酒喝得七竅流血，當時就有一位樂廣先生笑曰：“名教中自有天地，何為乃爾也？”我不是忽然想當正人君子，而是說這句話似乎可以套用，曰：“不以性為主的作品，自有天地，何為乃爾也？”新潮派的原意是啥，我不知道，也不必問，說起來準一大套，但現在看來，不過是脫褲派罷啦，而且脫得越光越妙，時代風氣如此，我們無可奈何焉。問題是，一定不脫，也照樣可以快快樂樂，照樣可以連載出版，何必一定要脫乎哉？無論哪一本震世名著，內容免不了有性的描寫，那是構成困擾或騷動的主要動力之一，但絕非僅以那玩藝為滿足。一個作家也好，一個讀者也好，如果認為脫褲子不過癮，那就未免高速公路矣。天下只有前面所舉的暗娼者流，才那麼急吼吼地猛脫。便是臺北的陶公館，也都要稍微有一點情調。蓋男女之間即令是嫖客和妓女，除了性之外，還有別的更多、更重要的東西，而脫褲派卻硬是非此不樂，大概各有其癢也。

描寫性行為是不是道德，迄今沒有定論。說脫褲派是藝術的，我們不置一詞，因木宰羊焉。但窮斯濫矣型文人硬說脫褲派竟然是道德的，就得研究一番。《金瓶梅》以一十萬字寫性行為1852年寫的《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德國農民戰爭》是運，以幾千字寫淫夫淫婦的悲慘結局，憑天地良心說，有道德上的效果乎？如果認為只要有悲慘的結局，使淫婦淫夫受到懲罰，就是道德，我寧願橫行世界九十年，然後死於“砰”的一聲。凡持有這種觀點的人，似乎應強迫他們的妻子兒女，每人都要熟讀《金瓶梅》和“查夫人”，是不是道德的，到彼時才知也。我想，道德的規範隨時代而不斷改變，本已無法固執，而藝術家、文學家也同樣有其特權不理那一套，但是有一點似乎應該考慮到，如果自己的作品不能讓自己未成年的兒女們看，他就沒有理由讓別人未成年的兒女們看。

一個人被批評並不容易，柏楊先生想被別人批評，以便抬高身價，還沒人肯批評哩。蓋被批評的人必須有相當分量，而且為批評的人所惋惜。如果別人對他連批評興趣都沒有時，那就慘矣。據說？《春秋》專門責備賢者，狗咬了人，只能責備人不小心，不能責備狗亂咬也。《創作》月刊責備南宮博先生和郭良蕙女士，以及柏楊先生這篇大作，都是此意。蓋脫褲文學天下滔滔皆是，有的更血淋淋的焉，縱然多兩位加入，也沒有關係。不過以南先生和郭女士崇高的地位，也去脫之，大家自然要掩書嘆息。柏楊先生特為此文，刺激刺激，希望多加考慮。如果仍認為脫褲是對的，則不妨儘量地脫，甚至高興起來，親自上臺脫給大家看，我都不在乎。

妖風

前些時臺北發生一場學術論戰，論的大概是“中西什麼化”之類的玩藝，普通小民不懂也。但後來卻逐漸有點兒懂，蓋招架不住的一方，以居浩然先生為首，祭起各色各樣的帽子，把胡秋原、鄭學稼、徐復觀幾位先生，祭得暈頭轉向。一會說他們是漢奸啦，一會說他們曾經反抗過政府啦，一會說他們思想有問題啦，一會又說他們簡直彷彿非是共產黨不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