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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有一則柏楊先生親身經歷的故事，我常去耶穌教會做禮拜，每逢星期日，必手執《聖經》，昂然而往，因而結識了一個時代青年。有一次偶爾談到《聖經》文字太差，既不通順，讀起來彆彆扭扭，又欠真實，有些地方且不對勁得很，例如有一句曰“唯真理可以得自由”，如譯為“唯真實可以得自由”，當更恰當。該時代青年曰：“你可看原文《聖經》，那文字流暢多矣。”我曰：“我看不懂原文。”時代青年聽了之後，臉上立露憐憫之色。我自顧形慚，囁喃辯護曰：“沒有幾個人看得懂原文《聖經》的呀。”時代青年像被踢了一腳似的一躍而起曰：“我就看得懂。”大禁大驚，詢他可以見示之乎？他拍胸作聲，允明天帶來，以便我大開眼界。當天晚上，柏楊先生在床上翻來覆去，一夜未能閤眼，想不到該時代青年學問竟如此之大，連原文《聖經》都能看懂，我們老一輩的真該吃巴拉松矣。到了第二天，時代青年來訪，夾了厚厚一冊，開啟一瞧，原來是一本英文的，乃問曰：“原文《聖經》何在？”他曰：“這不是原文是啥？”嗚呼，這年頭，恐怕把“原文”解作英文的，不限於該時代青年一人。而《聖經》中舊約原文，固希伯來文也，新約中一部分為希伯來文，一部分則為古希臘文，連現代以色列人、希臘人都看不懂。中國人中，似乎還沒有聽說有幾個懂得希伯來文和古希臘文的，只有一家《聖經》函授學堂教希伯來文，教習則是匈牙利人焉。

柏楊先生當時實在不好意思把該時代青年的尷尬嘴臉拍下照片，我想他這一輩子都對“原文”留下深刻的印象。

使人“麻上來”的那股勁，無論在哪一方面，都好像在證明中華民族因為作孽多端，氣數如縷。去年女作家張雪茵女士去臺灣療養院看病，醫生診斷了一半混同是產生哲學錯誤的根源。對科學知識的前提、假設、方，便跑出去，（鬼知道他為啥跑出去，不過他既跑出去啦，病人有啥辦法？）張女士一時無聊，把病歷表拿過來細看。一個白衣天使走來，一把搶去，曰：“你怎麼亂翻翻？”又曰：“你看也看不懂。”兇惡之狀，若黑寡婦然，把張女士氣得頭昏眼花。柏楊先生也有一次，送朋友去某私家診所求治，該醫生胡亂摸了一陣之後，說打一針便好。我以眼斜視他的病歷表，見上邊有英文“維他命丙”字樣，不禁大惑，詢之曰：“這玩藝能治頭痛乎？”我以為該醫生定有一番解釋，想不到他咆哮曰：“誰教你偷看病歷表？”

其實我只能看得懂“維他命丙”而已，普通情形之下，便是把病歷表塞一眼眶裡都木宰羊也。嗚呼，英國人看病，醫生在病歷表上的處方，用的是本國文字焉。德國人看病，醫生在病歷表上處方，用的是本國文字焉。日本人看病，醫生在病歷表上處方，用的也是本國文字焉。恐怕世界上只有省等的墮落民族，或山窩裡吃人肉的野蠻民族，本國醫生給本國人看病，卻寫的是病人看不懂的文字也。柏楊先生偶爾違和，找醫生診斷時，便如一種投入屠場的感覺，被亂整一陣不說，最可怖的是呆坐一旁，看那醫生振筆疾書，寫的全是洋大人之文，橫看豎看都不認識。然後藥劑師按方配之，或口服焉，或打針焉。左手抓藥瓶，右手按屁股，茫然而歸，固不知自己吃的是啥藥，也不知道挨的是啥針。有膽大皮厚的病人冒險問之，醫師則曰：“退燒藥，消炎藥，鎮定劑。”而各種藥均有千百種，用的是哪一種乎？他不肯說，病人仍不知也。猶如法官對待囚犯，判死刑乎？判有期徒乎？判幾年幾十年乎？統統不言。為何如此判乎？其理由如何乎？亦統統不言。囚犯連判決書都看不見，已送到監獄執行矣。即令來了好運，如張雪茵女士有機會翻一翻，或如柏楊先生瞥了一眼，卻看不懂寫的是啥。嗚呼，假設中國法院的判決書和診斷書一樣，也用的是洋大人之文，你說打官司的人活著還有啥意思？而診斷書上固都是如此者也。用洋文寫藥尚可解釋為免得翻譯，有其方便；但有些地方實在並不方便。前天我抱小孫女求醫，年齡八個月，我想如果那穿白衣服的女人用中文寫“八月”，決不致影響其可敬的前途，可是她硬是來了一個Eight‘Month，即令以筆劃而言，也沒有中文省事，她為啥如此？恐怕說來話長。從學堂教育到社會風氣，每個人都這般這般。奴性充斥到了見怪不怪的程度，人性的自尊必然一天比一天消失。思一思、想一想，又何止醫生為然也。

發思洋之幽情

在中國社會上，無論辦啥事，衙門也好，社團也好，官也好，民也好，商也好，教也好，只要你找到他們，你就看不完的晚娘臉和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