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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先生坐著一九六三年小汽車“嘟嘟嘟嘟”去學堂,薩先生又有何感想?如果祝英臺小姐口吐洋文曰:“姨夫艾艾母恩歌耳,都有巴瑞米?”薩先生又有何感想?藝術有其時代性,有其客觀的現實,如果演夏天,就不應亂下大雪,如果主角是一位八歲孩子的話,就得教他說八歲孩子的話,不能教他講康德哲學。有價值的藝術是現實性和典型性的統一,個別性和一般性的統一,主觀性和客觀性的統一。不統一便有矛盾,有矛盾便有瑕疵,矛盾越多,暇疵越多,它的娛樂價值可能仍高,但它的藝術價值卻越低。從前胡適之先生為了司馬相如先生穿的一條褲子,寫信到臺北《中央日報》辨正。而今薩孟武先生卻認為把七世紀唐王朝的詩,掛到三世紀晉王朝的牆上,“不是很明白嗎”,這不但不是欣賞藝術的態度,也不是治學的態度,而是半票觀眾捧角的態度。如果這種情形都可原諒,則梁山伯先生、祝英臺小姐坐汽車焉、讀原子焉、講英文焉,也都可原諒矣。咦,聽說梁祝電影上唸書時是坐凳子的,那時中國還沒有凳子,而只有榻榻米,如果可以提前坐凳子,當然可以提前坐汽車、講英文矣。
薩先生又曰:
觀眾看《梁祝》電影,流淚的很多,不問男女,也不問老少。電影可令觀眾流淚,不是容易的事。何況本片又是歌劇,歌劇能夠表現悲哀,引起觀眾同情而流淚,更是難事。試問我們看外國電影,曾有過流淚嗎?(問得妙。)也許別人流過,我則沒有。(答得也妙。)為什麼沒有,彼此民族性不同之故,我看《吳鳳》電影,曾流過一次淚,這種淚是悲壯的淚,我看《梁祝》,也曾流過淚,這種淚是同情的淚。沒有同情心,哪裡能夠做出悲壯的犧牲?我佩服吳鳳殺身成仁的勇氣,我也佩服祝英臺有跳入墓中,以身殉情的勇氣。
半票問題之四
看了上面的言論,我們發現薩孟武先生是以眼淚的多寡來判斷藝術價值的,使人跺腳。柏楊夫人和下女小姐看《雷公子投親》,看到岳父大人嫌貧愛富,設計要害死雷公子那一段,也老淚縱橫。在我們鄉下,夏天黃昏,柏楊夫人盤其小腳,正襟危坐在廣場石凳之上,為廣大農村婦女念唱本聽,聽眾能哭成一片,聲聞十里。嗚呼,眼淚和藝術間的關係如果是這麼單純,我們可以取消藝術批評,只要有眼淚瓶就夠啦。
薩先生的欣賞切線只切到《梁山伯祝英臺》電影上,猶如柏楊夫人和下女小姐的欣賞切線只切到《雷公子投親》上一樣。別看老妻看《雷公子投親》哭成了淚人兒,看《紅樓夢》看到林黛玉小姐之死,她反而搖頭。但我們不能因為“別人流過淚,她則沒有”,就說《紅樓夢》“不夠標準”也。薩先生驕傲地宣稱,他只流過兩次淚,一次為“吳鳳”,一次為“梁祝”,真是“教習眼淚不輕灑,只因未到半票處”。君看過《初戀》那部電影乎?男主角金凱利先生,女主角娜妲麗華女士。娜女士拼命捧他,請他寫劇本,讓他跟社會高階層人士接觸,結果如之何乎?鬧到最後,金先生失了蹤,娜女士愛他愛得入骨,千山萬水,到處尋找,終於在原來他們相識的兒童夏令營裡找到他。隔著窗子往裡看,金先生滿臉笑容,又彈又唱,又搖又晃,男女同學圍著他,瞪著崇拜的大眼,有一個少女囁喃曰:“你看他多麼英俊呀。”而這正是當初娜女士囁喃過的話,此時另一個成名的聲樂家在她的身旁曰:“他是屬於這裡的,他只有在這裡才勝任,才快樂。”娜女士恍然大悟,惆悵離去。我想《初戀》那部電影,人人都應一觀,蓋薩先生和金先生有異曲同工這妙,對夏令營以外的東西,接受不了也。
看了悲劇流不流眼淚,和民族性無關,而只和欣賞水準有關。如果看了並不是悲劇,或者看了拙劣的悲劇,竟大放悲聲,還拳打腳踢瞪著眼睛猛捧,就不對勁。夫悲劇有悲劇的氣氛和悲劇的構成要件。《梁山伯祝英臺》電影可以說是一出鬧劇,只勉強加上一個悲劇的尾巴。然而也正因它是鬧劇,才能為半票觀眾所接受,如果它真正地是悲劇,恐怕將另有一番天地。“十八相送”佔了全部電影的一半(有人說三分之一),除了男女二人打諢,還有別的啥?打諢只能破壞悲劇情緒,不能助長悲劇情緒,而且梁祝電影里根本沒有薩孟武先生所佩服的殉情。第一,梁、祝二人間只有純潔的友情,而沒有愛情,祝英臺不過是輕輕淡淡地好奇挑逗,梁山伯沒有一病不起的必然性。第二,祝英臺也並沒有殉情的準備,墳墓大開是一種偶然,如果那一天墳墓不開,她豈不是仍嫁了馬先生,高高興興地過日子哉?悲劇有其一貫的性格,靠神話介入而完成的悲劇,不但薩孟武先生“歎為觀止”,柏楊先生也要“歎為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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