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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算了，我捐一塊懷錶。”

“那塊表太好了！”

“一塊表算什麼？生命都不保了！這些身外之物留它何用。現在只要能表示出我們對人民熱愛，捐什麼都可以。”

這塊懷錶是我二老婆的父親在第一次見面時給我的，一塊銀色瑞士懷錶，帶一條白色細鋼鏈。價錢相當貴，我很愛惜它。這一次我捐出來了，我在捐獻簿上寫道：捐給解放瀋陽的第一個戰鬥英雄。

這塊表捐出後，胡松嶽在背後說：“他捐懷錶，還不是貪汙來的？”聽這句話我非常難過，心想，貪汙來的也是我的，我不捐也沒有人強迫，說這種怪話，不應該。過了幾天，《吉林日報》刊登出來，公安處勞軍名單，第一個是關夢齡先生，捐瑞士懷錶一塊，捐獻給解放瀋陽的第一個戰鬥英雄。其他人列在其後。

有一天，曹科長與我閒談，談到生活，他說：“如果要改善生活，可以買點肉回來吃，不要到飯館子，太浪費。”

我的臉紅了。

他又說：“我們的同志有什麼事都要向組織彙報的，你叫他不說，他也要說。這一點與你們陽奉陰違那一套不一樣，我順便對你提一下。”

“好，好，科長這樣批評我對我有好處。”

11月5日，吉林全市舉行慶祝瀋陽解放大會，曹科長也叫我們參加，並且在會上“找人”。晚飯後，小王同志和郝同志來了。小王同志今天沒有背槍，一見面就笑，他說話是關內冀東的口音，不過20歲，非常純潔。我們三個人一出大門，就找了輛馬車。上車之前小王買了一斤榛子，他說：“關同志愛吃榛子，吃吧！”

我邊吃榛子邊想，共產黨的人都像王同志這樣，要我的心我也不會猶豫。他這是領我到會場，今天就是領我到法場，我也不會跑。

走了半個多小時到了大會場。我們下了車，在會場人多的地方亂鑽。不一會兒遇到了中統局長春區的一個特務，叫李之龍。接著又遇見了五六個從長春到吉林的軍統和中統的特務。如法炮製，都將地址套出來告訴給郝同志。會場裡有不少穿美國服裝的投降軍官，有的認識，與我說了話；有的不認識，互相看看，彼此知道都是長春來的。隊伍像潮水一樣湧向會場，有五六萬人。還有秧歌隊，不是東北原來的老式秧歌，是新秧歌，前走兩步，後退一步，不好看。有一個人化裝成蔣介石，另一個化裝成宋美齡，樣子很難看。心想，這是惡作劇沒有意思。許多東西看著生硬，不自然，也就不生興趣了。

回來的路上，碰見了老高家一家人。除了高心魯到長春去了，全家都來開大會。高心魯的父親高鐵峰是我的義父，在長春時我經常上他家吃飯。六月份他們全家遷到吉林，合股開了一個雜貨鋪。高老太太像對待自己的孩子，把我手拉過去說：“你們那是什麼地方？好不好？不吸菸行嗎？（指吸食鴉片）手中有錢嗎？每天都吃什麼……”

一系列的問話，我都做了回答。

小王與郝同志在很遠的地方談天。

他們馬上就要全家回長春，我說：“我沒有行李，想法給我送套舊鋪蓋，不要好的，送到通天街平安胡同一號，交給曹科長。”

談了有20分鐘才分手，現在他們看到我這個樣子一定替我擔心。

11月6日郝同志領我到尉官解放團，士兵解放團等處去“找人”。北大營有鐵絲網，我仔細一看，原來是我們到吉林第一天夜裡住的地方。我們挨著屋走，各屋子都是一鋪一鋪的大土炕，炕上有席子，有的炕上睡著人。看樣子都是士兵。我遇見了幾個憲兵，穿著整齊的制服，比較起來憲兵倒是挺精神，被俘或投降仍然這樣整齊，不容易。他們見我，都站起來給我敬禮，我問道：“你們王隊長來吉林沒有？”

“不知道，沒有看見。”

“你們的那些‘自來得’都繳了嗎？”

“都繳給人民政府了。”

“你們就來了這麼幾個嗎？”

“來了十多個，其他的都不知跑到哪去了。”

離開北大營又到我住過的解放團。只見院子裡扔著亂紙、垃圾、菸頭、棒子皮、花生殼，很不像樣子。怎麼不掃一掃呢？我先進到我原來住過的屋子，想看看苗可成、李繼先、陳震寰等人，但是一個人也沒有見著。各屋子有賭牌九的，有擲骰子的，有唱戲的，有睡覺的。從解放團的各宿舍可以看出國民黨的這些軍官，不但做軍官不夠格，就是做一個國家的普通人民也不夠格，沒有一點公共道德，這樣的軍官訓練出來計程車兵怎麼能打仗呢？早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