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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長與我同學，這個科長姓×，他告訴我那天夜裡，把公安局的幹部都留在總局，不準外出，口令是‘交通’。到了晚上7點，全市公安人員出動捕人，到5月15日這天開了全市公審大會，一次槍斃了150多人。叫這些人跪下，把帽子一抹，後面戰士用機關槍掃射，第二次又槍斃了50多人，兩次有200人。這兩次，我都在場，這些人都是反革命、特務、建軍的，還有搞現行反革命活動的。聽說北京、瀋陽槍斃的更多。還有已經判了徒刑的，這回也槍斃了。”

他這一說，我感到後悔，5月15日我還不怎麼害怕，認為不會槍斃多少人，可聽他這麼一說，判了刑的還有處死的，那我就是很危險的了。所幸沒有被槍斃，又活到今天。是不是還有第三次鎮壓？那就聽天由命了。共產黨怎麼說怎麼有理，是辯證唯物主義，不殺也有理，殺了也有理，我又想，就是把我槍斃了，我比陳牧還多活了一年多，這也是寬大，不過我認為不會再槍斃我，我是北滿軍統特務寬大的典型，如果把我槍斃了，那人們就只能說，沒有寬大，全是懲罰。況且我努力爭取，也有成績，到今天不會槍斃我了。我雖然這樣想，恐懼的心情還是有的，這是內心的矛盾。為什麼有這樣矛盾呢？因為我對鎮壓與寬大的標準和依據還不知道，雖然毛主席說“可殺與不殺之間，不殺”，但是其間的分野我不清楚，犯人也不知道。因此，有恐懼的心情也毫不奇怪。不過這時的恐懼與1949年春天的恐懼不一樣，現在的恐懼不嚴重，剎那間就過去了。

樓上十個組展開交待問題競賽，每個小組長都很焦急，要走在前頭，作出成績，互不相讓。因此，出了偏差。

首先，第六組組長李中候逼迫他那屋的一個犯人交血債，沒交血債，不叫吃飯，不給水喝，接著又開始打人，罰跪。打人的情形各組都聽到，看到了，因為同在一個圓樓，沒有前窗，只是鐵欄杆。各屋的事別屋能聽見，看見。我把打人的事對宋所長反映了。在宋所長還未制止的時候，第三號、十號、七號，也都接著打起人了。於是宋所長把十個組長集合到後院進行了批評，強調不許打人！打人犯錯誤。宋所長雖然這麼說了，可是李中候、沈重等人認為是為了促進同犯交待問題，打幾下沒關係，因此依舊打下去。這樣一來事情嚴重了。

我們第一組一直沒有發生打人事件，我認為憑我這張嘴就能把對方說服，還用打？我在屋內對同犯說：“咱們這屋，交待問題還用打嗎？我看用不著，打人的犯錯誤，被打的人也丟人，男子大漢，有什麼事敢承當，別說坦白了不會槍斃，就是槍斃了，又有什麼關係？你不坦白不一樣槍斃嗎？”我利用別屋打人威脅本號的同犯，敦促同犯交待問題。

十號監房有一個叫姚汝純的，是中學的數學教員，到過臺灣。小組長沈重說姚汝純利用中學教員作掩護，進行潛伏活動。但是姚汝純不承認，於是沈重就動手打他，姚汝純在小組挨打受氣，成了“碉堡”，於是他承認：“我是臺灣軍統特務機關派來的，我攜帶有一部電臺，兩個密本，電臺放在香港，我計劃去取，我在長春收集文化機關的情報……”

這個材料內中有許多漏洞，趙處長提姚汝純親自問話，姚汝純照樣說。經趙處長再三追問，他就不能自圓其說了。趙處長問他：“究竟怎麼回事？你不要有顧慮，可以對我說。”

姚汝純把小組打人逼供的事一一道出。於是趙處長知道了監號的一切情況。趙處長問郭科長，郭科長說：“有打人的事，但批評糾正了。”

當天晚上，郭科長到了圓樓，大喊大叫，把各組的學習組長嚴厲地批評了一番：“為什麼打人？誰給你們的權？你們都是犯人，為什麼把過去的那一套作風搬到這裡來？損害政府的威信！打人的組長要進行自我檢討，現在宣佈停止學習！”

第二天停止學習了，每個犯人都不準講話。我心想，打人的事宋所長知道，他制止了，不過沒有認真制止。郭科長對此也馬馬虎虎，看守戰士每天看守犯人，各屋打人的事，也看得到。都是有一半默許，才發生打人，逼供的事。這件事的出現，幹部與犯人都有責任。

停止學習的第三天，我們幾個學習組長，除了沈重因負責挑飯仍住圓樓，其餘八個學習組長都集中在小紅樓樓下，六號監房。這是個小黑房子，八個人擠在一塊，真夠受，這是處分我們，小禁閉。

由這開始，來了許多男女幹部，都穿藏青嗶嘰制服，每張面孔都異常嚴肅。找每個學習組長審問打人的事。

“誰叫你們打人的？”

“誰也沒有叫，我自己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