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第2/4 頁)

948年3月，督察處把劉榮第和他老婆於鳳茹逮捕了，因為於鳳茹叫他外甥把一大批馬列主義書籍拿到大街上當廢紙賣。這一下被發現了。我親自審訊於鳳茹，陳牧審劉榮第，據劉榮第供稱：“1946年4月八路軍佔長春時，三聯書店租了我的房子，到5月23日，八路退出長春，三聯書店退得匆促，把許多共產黨的書籍扔下。放了一年多，我內人認為這些書沒有用處，就叫我外甥當廢紙賣，這一賣，被督察處知道了，這事，我不在家，是內人辦的。”

又有許多人對我和處長張國卿婉說，我們才把他們夫婦開釋。我當時看見過劉榮第的背影，他不認識我。這一次他到我這屋，我要很好地幫助他。

我和劉榮第談了一會兒，沒告訴他我是什麼人，我只說：“咱們在長春的罪惡，是老百姓都知道的，我們承認不承認，那是我們進步與頑固的問題，事實俱在，不承認，並不等於沒有。政府殺我們與不殺我們，不在我們多交一件罪惡，或少交一件罪惡——我們彷彿是一列火車的貨物，多放一包東西，少放一個行李，對整個這列火車無足輕重。我們的罪是很多的，不要顧慮這一件或那一件罪，要全交清，不交說明頑固，交了是進步，你就不要猶豫了，在長春認識你的人多，自己爭取主動，有好處。”

“我一定交清，這回我在北京看見鎮壓反革命，對我的教育很大。4月26日那天，我還未被捕，北京這一天槍斃二百人，原來計劃槍斃202個人。把202人裝上汽車，便有兩個人要交待問題，於是又把這兩個人從汽車拉下來，就槍斃了200人。我心中想，只要能坦白，就能受到寬大，方才聽你這一說，我一定全部交待，沒關係。”

下午，郭科長找我問劉榮第的情況，我說：“他能交待全部問題，不是頑固蛋，把他戴的小鐐子給下了吧。舊社會他是長春地面上的人物，戴著鐐面子不好看，思想有負擔，影響寫材料。他認識的人多，還能檢舉許多人。”

“他主要職務是什麼？”

“他是國民黨東北黨的人，後來又與畢澤宇——吉林參議會議長，1948年掛名哈爾濱市市長相勾結，給畢澤宇搖旗吶喊，畢澤宇任他為哈爾濱市社會局局長，長春參議員，他的政治關係比較複雜。”

劉榮第被下了腳鐐。他寫了不少材料，很能爭取。

我們這屋，問題交待不少，叢佩芝交待出一支八音槍，他把他爸爸檢舉了，他爸爸是某省的國民黨省黨部委員。這都是顯著的進步。我自己認為也有一分工作成績。

於宗元是個中學生，他只有19歲，去年冬，他與兩個同學成立反共青年團，他是負責人，在長春市內各電影院貼反動標語，散發反動傳單。郭科長叫我瞭解他們的組織，人員及上級關係，兩天之後，郭科長把我提到他的辦公室，趙處長也在座，趙處長對我說：“你很辛苦哇，健康還好吧？”

“報告處長，我的身體很好，處長好。”

他叫我坐下，遞給我一支菸，郭科長從旁說：“於宗元的問題進行得怎麼樣？處長要了解一下。”

“於宗元是反共青年團的團長，另外一個同學是副團長，姓×，他家開一個木匠鋪。他們寫傳單，開會都到這個同學家。還有一個瓦匠支援他們，但不是上級。一個同學加入了他這個反共青年團。我問他為什麼反對共產黨？他說：‘我也不是有錢人，我家也沒有在國民黨幹事的。我看了一些偵探小說，見國民黨接收人員很氣派。認為不革命，不吃苦，不自己打江山，將來沒有出息。同時，我認為共產黨長不了，於是我與同學就成立反共青年團。’”

“有一些問題真是不可思議呀！”趙處長搖搖頭很慢地說出這句話來。

“我看應當把這個姓×的學生逮捕！”我沒加思考，就把這句話說出來了。

“不能隨便抓人，還要仔細考慮一下……”趙處長還要說什麼，又不說了。

當時我臉很紅，後悔失言。一個犯人，怎麼能在政府人員面前說出這樣的話，第一，忘了身份；第二，還是軍統特務作風，隨便抓人，不管證據夠不夠，抓來再說；第三，這樣暴露自己的缺點，趙處長還能相信我嗎？

我與門光第談天，他從哈爾濱到長春，做投機倒把的買賣。在瀋陽與長春之間聯絡了一些奸商，公安局認為可疑而被捕。他被捕在五月底，進監較晚。對這次大鎮壓，他說：“這是全國性的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長春抓了一千多人，除了押在公安總局，各公安分局也押滿了人。4月26日晚上來一個大逮捕，別的都市也是同一天抓的。公安局有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