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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的黃金“可能歸你也可能歸我”，你挖“黃金”的積極性就會大打折扣！

“國有企業”的管理人員挖的“黃金”就好比是被規定“可能歸他們也可能不歸他們的”。所以，他們“高興的時候就挖，不高興的時候就不挖，並且一有機會就把可能歸他們也可能不歸他們的‘黃金’變為一定歸他們的”。正因如此，國有企業不出現貪官的可能性是不可能的，只是貪官的數量和程度的不同。而這種程度取決於他本人的態度和他所處的環境。我在這裡說國有企業貪官的時候，並不說明我自己有多麼高尚，如果讓我去做一個國有企業的“高管”，我也許比他們更貪。可見，保護私有產權對財富的生產多麼重要！

而要建立起“私有財產權得到依法保護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關鍵靠政府。在中國，政府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有人說，“政府不一定能為企業和人民做什麼，但他的力量足以讓企業和人民不能夠做什麼。”所謂的“三年困難時期”中國餓死幾千萬人的慘劇，就是因為“政府有能力讓人民不能夠做什麼”造成的。所以，一個政府主導的好的經濟環境是非常重要的。前年我和冷水江市的劉小龍市長去浙江義烏調研考察時，針對義烏的經濟狀況寫了一首詩：

《義烏經濟調研感賦》

東土取經到義烏，騰飛經濟譽神州。

幹群勤勉增財富，黨政開明解百憂。

培育廠家超萬戶，流通商品達全球。

黃金淌地緣何在，敢為人先制度優！

確實，義烏曾經也是一個非常貧窮的地方，但因為義烏地方政府非常開明，在全國率先給了當地人民非常寬鬆的經濟環境，比方說最早默許義烏人民可以“投機倒把”，加上義烏人民的勤勞好學，努力發展自由貿易，義烏的經濟很快就發展起來了。

前不久，《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的透過和實施，為中國私有產權的保護提供了法律依據。但我們的政府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因為在“自由經濟制度”條件下，政府的職能主要就是：保衛國家安全、維護社會治安、促進社會公平和提供企業不能提供的公共產品。比方說：義務教育、環境保護、公路建設、基礎科學研究、最低生活保障等等。在和平時期，政府最重要的職能是“保護產權以及維護市場的交易規則”，而不是直接去辦企業或者直接去管理企業，也就是說只要當好裁判員而不是運動員。政府如果積極介入資源的分配，企業的行為就會被扭曲。因為這時企業要討好的就不是消費者而是官員。而企業要發展，其終極目標應該是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政府如果要依法保衛經濟的公平與自由，就必須為經濟的發展提供“安定的社會環境、公正的司法和公平競爭的機會”。

“自由經濟制度”來到這個世界後，使人類社會最近200多年創造的社會財富比人類過去五千多年文明創造的總財富還要多。“自由市場經濟制度”有這麼多的好處，所以很多國家都正在採納或試圖採納。但每個國家和地區採納的程度都不一樣，所以使很多在資源、人才、科學技術及資本原來在同一起跑線上的國家，透過一段時期的發展後，國力變得懸殊起來。縱觀整個世界，南朝鮮比北朝鮮富裕，就是因為“南朝鮮比北朝鮮交換自由”；香港和新加坡比中國大陸富裕，就是因為“香港和新加坡比中國大陸交換自由”；歐洲比亞洲富裕，就是因為“歐洲比亞洲交換自由”。

二、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的致富之路

普通百姓的致富之路在哪裡（4）

中國透過28年的改革開放，已經決定堅定不移地走“市場經濟”的道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去“創造財富”用最通俗的話來說就是“依法賺錢”。既然是“依法賺錢”，那我們看重的不一定是去生產“具體的物品”，而是去生產或提供“在市場上相對稀缺的有交換價值的商品和服務”。比方說，去年底陝西的芹菜賣到5分錢一斤，農民一氣之下把芹菜全部毀掉。芹菜為什麼只能賣5分錢一斤呢？——不是因為芹菜是沒用的東西，而是因為這些芹菜相對於本地市場來說實在是太多了，而“交警”和“路政”又經常在公路上查車罰款，所以這些芹菜也沒法運到外地市場去自由交換。所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相對而言，誰依法賺的錢越多（如果是違反了某些“惡法”賺錢也是對社會有貢獻的，例如我國曾有投機倒把罪，這樣的罪名的存在實際上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就說明他對社會越有貢獻；誰依法賺的錢越少，就說明他對社會的貢獻較少；誰依法做事不但沒有賺錢反而虧了老本，就說明他做的事是社會基本不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