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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跟“俠”誓不併立，儒家學派跟權勢結合，追求的是安定不變。而“俠”是社會黑暗面的產物，以補救政治法律的不足。“儒”要求忍受，“俠”則挺身反抗。在儒家政治優勢壓力下，中國人的道德勇氣遂逐漸消失。凡有俠義精神的人，不是被諷刺為不懂“明哲保身”，就是被嘲弄為“好事之徒”。大家都成了一堆軟柿子，任憑有權大爺想怎麼捏，就怎麼捏。

郭解沒有資格稱俠，蓋俠義之士有高貴的胸襟，容忍別人的冒犯，絕對不睚眥必報，郭解不過一個地頭蛇而已，即令他有惡行，也不應付出全族被屠的代價。殺那位學生的事，十分可疑。固然可能是郭解的門客所為，也可能是郭解的仇家陷害。郭解應死，也不應死於這樁冤獄。

劉徹寵幸公孫弘，使人想到劉邦寵信陳平。不同的是，劉邦欣賞陳平的謀略，而劉徹只喜歡公孫弘“善體人意”。公孫弘可以毫無內疚地出賣他的朋友同僚，證明這個人不但工於諂媚，也工於毒計。輕淡的幾句話，就破壞了法律尊嚴，使郭解全族化成一團血肉。“雖不知道，比他知道的罪更重。”不知道竟屠全族，知道又該如何處罰？正是“無罪不能無刑”，推演下來，民無噍類。

遊俠（1）

荀悅評論公孫弘謀殺郭解事件說：

“世界上有三‘遊’，都是傷害品德的奸賊，一是‘遊俠’，一是‘遊說’，一是‘遊行’。氣壯勢雄，作威作福，利用私情，結交黨羽，以強梁的姿態立於世上，謂之‘遊俠’。口才流利，計謀層出不窮，賓士天下，利用時勢，圖謀掌握權柄，謂之‘遊說’。和顏悅色，假冒善良，迎合時尚，暗中建立幫派，用盡方法擴大知名度，以博取權勢與利益，謂之‘遊行’。這三種人，是災變的根源。

“損毀品德，傷害正道，敗壞法令，迷惑人民，都是古代聖賢君王特別慎重面對的事。國家有四種人民——知識分子（士大夫）、農夫、工匠、商賈（音gǔ【古】），各有各的行業。不從事這四種行業的人，就是奸民。必須滅絕奸民，王道才能完成。而這三‘遊’之所以興起，都在王朝末期，而周王朝末期和秦王朝末期，更為興盛。上位的人昏聵不明，下位的人行為邪惡，制度不能建立，紀律秩序全部廢弛。認為讚揚就是榮耀，斥責就是侮辱，而不管對方批評得對不對；對所愛的人幫助他，對所憎恨的人打擊他，而不管對方做得對不對；一高興就賞，一不高興就罰，也不管合不合事實。上下互相欺騙，國家大事遂陷於混亂，不可收拾。

“談論事情，先確定報酬多少，才開口說話。遴選推薦‘賢良方正’人才，先考察誰親近和誰疏遠，然後動筆。大家異口同聲，善惡就混淆不清；功罪難以辨別，法律就沒有尊嚴。不能用仁義作為手段，去追尋利祿；也不能用道德的方法，去躲避災害。所以，君子違背禮教，小人冒犯法律。奔走忙碌，超越正常制度和官員職責，華而不實，只求世俗之利。對父兄怠慢，對賓客卻十分尊崇；對骨肉淡薄，對朋友卻生死相許。不去修身養性，卻盼望人們的稱譽。甚至自己節儉飲食穿著，而招待朋友豐富的宴席。饋贈的禮物，塞滿庭院，跟外界來往頻繁，以致信差們在道路上常常碰面。私人的函件，比政府的公文書還多。私人的事情，遠超過政府的公務。風俗習慣既然崇尚這種行為，治理國家的正常軌道，遂受到破壞。

“在上位的聖明領袖，治理國家，安撫人民，一定要建立制度的尊嚴，一定要根據善惡賞罰，而不在乎名聲好壞。聽到批評，應該探討事實；聽到稱讚，應該考查行為；事實不符合聲譽的，就是虛偽；行為跟說話不一樣的，就是詐欺；詆譭和讚揚沒有事實根據的，就是誣陷；言論距事實太遠的，就是欺罔。虛偽詐欺的作風，不允許存在；誣陷欺罔的話，不可以聽信。犯罪的人沒有僥倖，無罪的人沒有憂懼；走後門沒有道路，行賄賂沒有人接受。消滅華麗的場面，取締浮華的名聲，禁止虛偽的辯論，杜絕不用到正道上的智慧。把百花齊放的亂糟糟思想，統一於聖人（孔丘）的大道。用仁愛恩惠培養，用禮儀聖樂訓勉，則風俗習慣自然確立，而教化完成。”

荀悅對遊俠下的定義，十分奇特。他認為：“詆譭或讚揚沒有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