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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反呀，已經調查清楚，就要釋放。”於是派人“持節”，赦免周勃，恢復他的爵位跟采邑。周勃出獄後，對人說：“我曾經率領百萬大軍，怎知道獄吏有那麼大的權威？”

周勃跟韓信、彭越有同一的遭遇，屬於“有人檢舉型”。這個“有人”，是隱藏在高位的殺手，韓信的“有人”是劉邦，彭越的“有人”是呂雉，周勃的“有人”當然是劉恆。唯一不同的是，劉恆目的不在殺他，而只在滅一下他這個“忠厚長者”的威風，叫人瞧瞧誰是老大。然而，周勃如果沒有黃金2萬兩，如果兒子娶的不是公主，幾場苦刑拷打下來，他就無法避免“攻破心防”、“坦承不諱”、“自動招認”了（貫高先生那種鐵石人物，是人間異數，我們敬他、愛他，為他垂淚，但不能希望每個人都是他）。鐵證如山的供詞，擺在公案之上，劉恆包管跟嬴胡亥對李斯的醒悟一樣：“他媽的，原來是真的呀。”即令薄太后扔磚頭，也救不了他的命。周勃死裡逃生，是一個特殊的個案。這種個案在歷史上寥若晨星。

周勃以蓋世奇功——沒有他的擁護，劉恆仍在他的代國喝米湯。但到了最後，卻被嚇得幾乎神經失常。全身披甲，家人武裝，能擋住什麼？只要一紙逮捕令，還不是俯首帖耳，乖乖上道。但周勃驚恐失措，身不由主，可看出事情發生前，山雨欲來風滿樓，已使他感覺到大禍將至。把一個元勳逼成這個樣子，劉恆固然苛刻，但也是專制政治使然。一個人的安全，不繫於自己的無罪，而繫於所謂“領袖”的高興或不高興。

周勃最後嘆�息：“�我曾經率領百萬大軍，怎知道獄吏有這麼大的威風？”人，一旦陷入獄吏之手，猶如老鼠陷入響尾蛇的毒牙，除非“二萬兩黃金”，就難逃劫數。沒有身受其害的人，根本不知道世上還有這種劫數。身受其害的人，吶喊嘶叫，又得不到響應，這是中國人的恥辱！

《治安策》

梁國（首府定陶【山東省定陶縣】）親王師傅（太傅）賈誼（賈誼原當長沙王師傅，不久調任梁王師傅），上奏章給劉恆（著名的《治安策》），劉恆採納賈誼的建議，其中之一是：培養臣僚節操。以後，西漢王朝高階官員們一旦有罪，都自我了斷，而不接受刑事審訊。

賈誼向劉恆上《治安策》時，才二十幾歲，不過大學一年級學生而已，竟寫出這篇見解深刻的政治評論，誠是一位奇才。《治安策》原文，已不可得。司馬光在殘篇中，摘錄他認為重要的部分，連“六個長嘆”，都不能完整。

西漢王朝初葉的封國過於強大，賈誼早就發現是災禍之源，不但指出它的危險，更提出具體、也是唯一可行的建議。——在稍後，西漢政府便完全依照賈誼的建議實行：把親王的兒子群全部分封，用他自己的骨肉削弱他自己的國土，不但沒有怨言，反而歡天喜地。賈誼具有政治家的遠見，可惜他遇到的不是劉邦，而是劉恆，不能立即採納，徒使天下千萬人民，在七國之亂中（參考前154年），為這個君王的苟且因循，流血喪生。

根據賈誼的分析，指出個人的品德修養並不足以扭轉環境的壓力，這種思想是一種對儒家學派禮教萬能的挑戰。然而，賈誼基本上仍是儒家，所以他仍排斥“法治”。這種“法家”和“儒家”的爭論，經賈誼把它抬到金鑾寶殿之上，希望用政治力量達到目的。然而二者並不衝突，猶如鳥之有兩個翅膀，才能飛翔，不應引起爭論的事，竟引起爭論，主要原因在於每一個翅膀都自命不凡地認為另一個翅膀是邪惡的，有了它不但不能飛，反而會被跌死。沒有它不但能飛，反而飛得更高更漂亮。不久，儒家學派獲得政治支援，大獲全勝，然而卻發現如果不使用法家那一套，國家就要稀爛，遂出現一系列的“外儒內法”的政治家和政客。

賈誼攻擊公孫鞅（商鞅）的手段，是傳統的“一手遮天”模式，信口雌黃。公孫鞅的罪惡在於他輕侮人權和建立絕對專制。除了這一點（這一點可是最重要的一點），他的其他建樹，可與日月輝映。賈誼形容他：“遺棄仁義，排除恩德，實行了兩年，秦王國的風俗，開始敗壞。”大筆一揮，歷史竟翻了一個倒栽蔥。事實上，公孫鞅變法兩年，秦王國向文明世界作了大大的躍升，風俗日益美好。姑且舉一個例子：秦王國那個落後地區的人民，父母妻子兒女，都是擠在一個大炕之上睡覺（炕，土製的床，床中有坑道，可用火燒熱，冬天跟電毯一樣），公孫鞅嚴令他們分居。媳婦公公並肩而坐，賈誼已大跳其腳，而媳婦公公睡在一個床上，難道反而成了“仁義”？公孫鞅下令禁止，難道就是“背棄仁義”？就是風俗敗壞？

賈誼對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