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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曰：“人跟人之間，相處之道，唯有信譽仁義而已。而履行信譽仁義，也只有人與人相處，才用得著。從沒有聽說有人對虎狼蜂蛇也講信譽仁義的。楚王國固是祝融的後裔，而且由周王朝初葉君王分封爵位（子爵）。宋國國君（襄公）子滋甫尊奉信譽仁義，跟它們結盟，更嚴守信譽仁義，跟楚王國作戰，結果軍事失敗，身受重傷，為西漢王國帶來羞辱。對楚王國這種人，還不能跟他們講信守義，何況其他那些跟野蠻民族混在一起，而又螫人咬人之徒。樓蘭王表面歸順漢朝，暗地裡卻充當匈奴的間諜，傅介子執行皇帝詔書，加以詰責，樓蘭王也承認他的罪行。問題是，野蠻民族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羞恥，所以他們也不在乎來一個當面屈膝。不久，匈奴汗國的使節，就又到了樓蘭。漢朝如果信任他的歸順，而推誠相待，必然受他的詐欺。如果因懷疑他的歸順是假的，而出動大軍###，既勞師動眾於千里絕域，使漢朝疲憊；而樓蘭勢將要求匈奴援助，合力抵抗，漢朝軍隊受到挫折，不得不屯兵在堅城之下。這就是宋國國君子滋甫泓水之戰的覆轍。傅介子計誘樓蘭王，斬下人頭，威力所及，奪取他們的魂魄，使匈奴膽寒，是何等的偉大勳業！因之，我認為，對於野蠻民族，誅殺他們的生命，不能稱之為不仁；奪取他們的財物，不能稱之為不義；用陰謀詭計引誘他們，不能稱之為不信。為什麼？只因為信義這種高貴的行為，是‘人’跟‘人’相處之道，不是‘人’跟‘非人’的野蠻人相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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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非人”（2）

霍光跟傅介子共同策劃的這項對外國君王的謀殺行動，是中國外交史上最卑鄙、最無恥的下流行為之一。司馬光已從道德、法理、政治三方面，發出嚴正的抨擊。然而，王夫之在他的《讀通鑑論》中，卻狠狠摑了司馬光一個耳光，認為司馬光的主張不切實際。

王夫之對人類用的是二分法，一類是“人”，一類是“非人”。中國人——而且是狹義的中原人，連楚王國都排斥在外，是“人”；而其他芸芸眾生，全是“非人”。仁義道德是中原人的專利，只可以專門對內使用，對外就要發揮獸性，肆意詐欺殘忍，無所不用其極。聽起來好像是希特勒在那裡發表講演，使人發抖。王夫之不過一個平庸的知識分子，如果他掌握大權，製造出來的災難，恐怕超過納粹。納粹也是二分法，雅利安人是“人”，猶太人是“非人”。用最僵硬的公式強加到萬物之上的人，頭腦一定簡單，性情一定粗暴。

文化人為了加強論據，而故意扭曲歷史，跟政客們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故意扭曲歷史，同樣使人浩嘆。宋國國君子滋甫之不斷地栽到楚王國之手，跟信義無關。子滋甫用詐術跟楚王國結盟，想利用楚王國的威望使自己成為霸主，被識破詭計，丟人砸鍋。不是失敗於他有信義，而是失敗於他智商太低，竟企圖狐假虎威。

一口咬定看著不順眼的人是“非人”，這是為強梁世界製造屠殺的理論根據。西域本是和平的國土，匈奴跟西漢王國先後闖入，帶給他們噩運。王夫之活像一個地痞流氓，認為只要有一把槍在手，你就應該乖乖聽話。樓蘭的國格跟西漢王國相等，為了謀求國家的生存，不能不委曲求全。為什麼非效忠西漢王國不可？春秋時代，鄭國位居中原，不得不同時對晉楚兩面討好，誰強大，就服誰。樓蘭王曾向西漢王國哀告，說明他們受不了兩大強國的壓迫，要求取消獨立，舉國內遷，是西漢政府不許。西漢王國還打不過匈奴，有什麼理由和顏面，要小國寡民的樓蘭跟匈奴對抗？儒家系統以“恕道”自吹自擂，一旦遇到弱小，“恕道”可就沒有了。“恕道”遂成了專門乞求強梁手下留情時用的符咒，對弱小連一星點也不肯施捨。然而，最可怕的還是王夫之的斷語，對於“非人”，“誅殺他們的性命不為不仁，奪取他們的財產不為不義，欺騙他們跳入圈套不為不信”。這種褊狹的胸襟，孕育不出崇高的人道精神。

談到胸襟——健康的心靈和健康的包容，可以在司馬遷身上找到。中國文化像一條澎湃壯觀的大河，自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這條大河開始一渣一汁地沉澱，千百年下來，由於沉澱太多，而停滯、而腐朽、而缺氧，而終於成為一個龐大的醬缸。中國人的視界、擔當、氣魄，以及高貴的情操，逐漸萎縮，像渡過淮河的橘子變成的枳子一樣，司馬光已被醬得不能望司馬遷的項背，王夫之更像一條蟲蛆，不能望司馬光的項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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