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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王二都要在床上從一數到十。這件事具有決定一天行止的意義。假如數出來是一個自然數列，那就是說，他還得上班，必須馬上起床。假如數出的數帶有隨機的性質，他就不上班了，在床上舒舒服服地睡下去。假如你年齡不小並且曾在技術部工作多年，可能也會這樣幹。因為過去你遇到過這種情況：早上到班時，忽然某個同事沒來。下班時大家去看他，他也不在家。問遍了他的親戚朋友，都不知他上哪兒去了。在這種情況下，你作為部裡的老大哥，就會提心吊膽，生怕他從河裡浮出來，腦蓋被打得粉碎——這種情況時有發生。過些日子你收到一張通知：某同志積勞成疾，患了數盲症，正在療養。這時你只好嘆口氣，從花名冊上勾去他的名字，找人作見證，砸他的櫃子，撬他的抽屜，取出他的技術檔案，把他手上的活分給大家；再過些日子，他就出來了，但不是從河裡出來——簡言之，上了電視，登上報紙，走上了領導崗位，見了面也不認識你。這一切的契機就是數盲症。這種病使你憤憤不已、心理不平衡，但是始終不肯來光顧你，你恨數盲症，又怕得數盲症，所以就猜測並且試探它發作起來是何種情形。未離婚時，我前妻見到我這種五迷三道的樣子，就說：你簡直像女孩子怕強姦一樣。我認為這是個有益的啟示，遺憾的是我沒當過女孩子，不知道是怎樣一種情形；問她她也不肯講。她甚至不肯告訴我數盲症是像個男人呢，還是像男人的那個東西。

2010年我住在北戴河，住在一片柴油燃燒的煙雲之下。冬天的太陽出來以後，我看到的是一片棕色的風景。這種風景你在照片和電視上都看不到，因為現在每一個鏡頭的前面都加了藍色的濾光片。這是上級規定的。這種風景只能用肉眼看見。假如將來有一天，上級規定每個人都必須戴藍色眼鏡的話，就再沒有人能看到這樣的風景。天會像上個世紀一祥的藍。領導上很可能會做這樣的規定，因為這樣一來，困擾我們的汙染問題就不存在了。在我過四十八歲生日那一天早上，我像往日一樣去上班。這一天就像我這一輩子度過的每一天一樣，並不特別好，也不特別壞。我選擇這一天開始我的日記，起初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寓意。只是在時隔半年，我在整理這些日記時，才發現它是一系列變化的開始。所以我在這一天開始記日記，恐怕也不全是無意的了。

有關數盲症，我還知道這樣一些事；它只在壯年男子身上發作，而且患這種病的人都是做技術工作的。官方對它的解釋是：這是一種職業病，是過度勞累造成的，所以數盲症患者總能得到很好的待遇。這一點叫人垂涎欲滴，而且心服口服。數盲者不能按行閱讀，只能聽彙報；不能辨向，只能乘專車；除了當領導還能當什麼？這是正面的說法。反面的說法是：官方宣佈的症狀誰知是真是假。數盲清正廉潔，從來沒有一位數盲貪贓枉法（不識數的人不可能貪），更沒有人以權謀私，任何人都服氣。這也是正面說法。反面的說法是他們用不著貪贓枉法，只要拿領導分內的就夠多了。正面的說法是領導上的待遇並不超過工作需要，反面的說法是超過了好幾百倍；所以應該算算賬。為此要有一種計數法、一種記賬法、一種邏輯，對數盲和非數盲通用，但又不可能。有位外國的學者說，數盲實質上是不進位，只要是工作需要，吃多少喝多少花多少都不進位，始終是工作需要，故而是用了無窮進位制計數法。這種演算法我們學不會。假如你就這一點對數盲發牢騷，他就笑眯眯地安慰你說：你們用的二進位制、十進位制我們也不會嘛。大家各有所長，都是工作需要。

現在要說明的是，北戴河是華北一座新興的科技城市，它之所以是科技城市，是因為技術部設在這裡。王二是技術部的老大哥，也就是常務副部長。這是未患數盲症的人所能擔任的最高職務，是一種類似工頭的角色。有時他把自己叫做“王二”，有時把自己叫做“我”；但從來不把自己叫做“老大哥”，這個稱呼是專供別人使用的。

我總是從反面理解世界。早上起來時，我數數，同時也是把靈魂注入了肉體。我爬起來，從側屋裡推出摩托車，從山上駛下來，駛到一片黑煙和噪聲裡去。這種聲音和黑煙是從過往車輛上安著的柴油機上噴出來的，黑煙散發著一種燃燒衛生球的氣味，而噪聲和你的腦子發生共振。這種情形可惜以往那些描寫地獄的詩人——比方說但丁——沒有見過，所以他們的詩顯得想象力不夠。

只要你到了大街上，睪丸都會感到這種震盪（對於這件事，有一個對策，就是用一個泡沫塑膠外殼把睪丸包裝起來，此物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