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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問題，僅僅是發展中不可避免的問題，還是路徑選擇上出了問題？

陳志武：兩方面的因素都在起作用。關於路徑問題，中國選擇的是在不推進政治改革的情況下先進行經濟改革，這等於是在還沒有保證民營化程式公正的架構下就逐步開始了對國有資產的民營化。也就是說，在沒有建立對權力的有效監督制約機制前，就由權力來決定對國有資產的處置，並由權力決定各行業裡誰能進入、誰不能進入等，最後只能是權力大小決定收入的多寡，權力原則成為收入分配、財富分配的重要因素。其結果是社會不滿日益惡化。　電子書　分享網站

中國貧富差距惡化的根源（3）

相比之下，如果像捷克那樣先定好規則並設立好公正的規則執行機制，然後把國有資產按人均一份，那樣至少能保證起點公平，不會引發高度的社會不滿。我知道許多人會說：東歐私有化的過程名義上是給了公民人均一份的國有資產券，但結果是很多人拿了資產券去換酒喝了，他們還是落得一無所有。這種說法太誇張，退一步講，即使真的拿資產券去換酒了，那也是他們自己的選擇，至少他們還有這樣選擇的機會。他們落到一無所有的地步是自己決策的結果，而不是由不受制約的權力所造成的。

我們也必須看到，除了制度因素外，個人天賦、各地自然資源稟賦的差異也會導致收入的不等。在發展過程中有的人正好掌握了最俏的技能，有的人沒有，這當然也會導致收入差異。所以，在任何一個社會里都會有收入的不平等，這是自然的。關鍵是，如果由於制度原因使不同地區、不同群體擁有極不同的收入機會和發展機會，這種機會的不平等是人為的，是應該改變的。

問：中國人現在對改革感到空前的困惑，不僅企業家、官員、記者，就連一貫非常自信的經濟學家也感到困惑；但另一方面卻是中國的崛起獲得了國際上很多的讚譽，難道是國內的人們自己理解不當嗎？

陳志武：中國的改革開放的確走到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所以各方面的壓力都很大，有各種各樣的反應不奇怪。我們必須看到，中國在1978年後實際上在進行三項大轉型。第一是從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第二是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型；第三是從封閉社會到開放社會的轉型。這三項大轉型中的任何一項都會給一個社會帶來空前的震盪，更何況這三項大轉型同時在中國發生。人類歷史上，在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後，跨國海洋貿易使西歐經歷了從封閉社會到開放社會的轉型；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工業革命使美國等西方社會經歷了從農業到工業社會的轉型，完全改變了美國的社會結構和方方面面的文化；20世紀末期俄羅斯和其他東歐國家經歷的只是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因為在此之前他們已經歷了開放和工業化的過程，但就此一項轉型就給俄羅斯帶來了極大的震盪。因此，我們應該看清楚在身邊發生的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至少能給我們更好的心理準備。

問：世界銀行有研究表明，那些大型國有企業大規模私有化後，實際上績效並沒有改進。很多前東歐國家發現，它們現在對那些已經私有化的國有企業的補貼跟私有化以前相比是增加了而非減少。您認為西方主流經濟學在解釋轉軌時會存在哪些不足和偏差？

陳志武：如前面所談到的，任何社會或經濟轉型都不是一兩天就能完成的事，你今天把國有企業變成民營企業，在其他相配製度機制（包括文化、法治）還沒跟上的情況下，怎麼能立即下結論說私有企業不行？一夜間改變企業所有制、土地所有權性質容易做到，但要徹底改變培植*的溫床不是一兩天的事。你說的這些研究結果只能說明國企改革的艱難和長期性，但不能否定民營化的方向。簡單地講，世界上有哪個富有的國家是靠國有制富起來的？其實，這些我們不需要做太多研究就能知道結論是什麼。

退一步講，以往關於是否要將國有企業民營化的討論太多侷限在企業效率上，實際上民營化的意義遠非如此。比如，前面講到，國有制使權力太多集中在政府手裡，會造成發展機會的不平等。國家既是規則的制定者，又是唯一可合法使用暴力執行規則的組織，這兩方面已經給國家至高無上的權力，本身已蘊含巨大的道德風險或*空間。如果再讓它取代民間，取代個人成為企業的所有者和經營者，那麼讓民間就沒有呼吸空間了，這種安排所蘊含的道德風險就更加無窮大了。再比如，我們現在到處聽到關於自主科技創新的論述，許多人又在指望國家，指望國有企業來勝任這項任務。的確，如果科技創新只要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