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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配置，問題就出在這裡。從根本上說，我認為，國有制、極強的政府管制以及不受制約的行政權力，是導致貧富差距惡化的根本原因。

首先，我們看到這些年*盛行，之所以如此，一是權力不受*監督制約，二是透過國有制與行政管制讓政府控制的資源權力太多，這兩者加在一起形成了最有利於*的溫床。既然政府權力不受監督制約，而我們同時又透過國有制讓政府直接代替市場進行資源配置，這就等於把全國老百姓的資源都交給不會被問責的當權者去支配，你說他們會把這些集中控制起來的資源和發展機會先分配給誰呢？當然是會給那些有權力、有關係的地區和個人，哪個地區有更多權力，哪裡就得到更多的固定資產投資，所以就有北京、上海這些“第一世界”，貴州、廣西、安徽、湖南、江西等這些“第二世界”，而縣一級掌握的資源更少，鄉鎮農民獲得的資源最少，所以只能是“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以2002年為例，北京的人均固定資產投資最高，為15　905元，各省會城市人均9　223元，地級市的人均固定資產投資為5　137元，縣級最低，人均才590元。這種投資差別當然給各地居民不同的收入機會，2002年北京的人均GDP是28　449元，到省會城市人均GDP是22　565元，到地區級市是13　660元，最後到縣一級才5　674元。難道這種收入金字塔結構跟權力金字塔結構的吻合僅僅是巧合嗎？同樣的道理，當老百姓的金融儲蓄和資源都掌控在國有銀行與政府部門手裡的時候，誰有權力，誰有關係，當然誰就能發財，權力關係也決定了誰能找到高收入的工作。由於行政權力掌握了所有的資源和審批權，這也逼著每個想發財的人只能走官商勾結的道路。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中國貧富差距惡化的根源（2）

這就是說，當政府掌握所有資源的同時行政權力又不受制約的時候，政府在代替市場分配資源時，資源的配置就會既不符合效率原則（因為不是按市場規則分配），又不符合公平原則（因為沒有代表民意的問責機制），而只會符合權力原則，這樣的經濟是權力經濟。

一旦認清收入差距惡化的原因之後，我們發現應該做的恰恰不是放慢市場化改革，而是要加快，同時我們也看到對其他制度改革的重要性。要給各地區、各社會群體平等的收入增長和發展機會，除了必須建立對權力的監督問責機制外，同時必須要做的是減少權力所能控制的資源範圍，這就是說要進一步深化市場化改革。保留國有制、保留政府管制等於是保留住*的溫床，對轉軌國家來說，市場化的一大作用實際上是削弱行政權力的空間，縮小權力對收入機會的扭曲作用。

問：但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報告都指出，由於中國實行衛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看病越來越貴，有70％~80％的農村人口沒有醫療保障，這導致成千上萬的嬰幼兒和農村人口等弱勢群體不必要的死亡。這樣的評價進一步引發了人們對衛生、教育等問題不滿情緒的爆發。

陳志武：公共產品和服務不足，歸根到底還是缺乏對行政權力的問責機制，政府開支不太注重老百姓的福利。對於任何一個社會來說，基本底線的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是讓不幸運的窮人能夠體面生活下去的基礎。在2001年，美國聯邦政府開支的49％用於社會保障和各種醫療保障上，約佔其GDP的8％。而在中國2004年，政府開支的7�4％用於撫卹、社會救濟和社會保障補助，18�1％用於醫療衛生、文教和科研事業，這些專案加在一起才佔政府總開支的25�5％。在政府預算過程沒有受到實質性的民意約束的情況下，政府沒有起到應有的扶貧角色，沒能從這個角度降低收入差距。

但是，有必要強調一下，我不是說要阻止商業性的民間醫療機構的出現，而是說政府要為低收入的家庭提供基本的社會醫療保障，除了政府提供的醫院外，還必須鼓勵商業性的和非商業性的民間醫院、診所的出現，增加國有醫院之外的醫療服務機構對全社會來說是好事，這可提升醫療服務的供給量，鼓勵競爭，改善醫療服務質量。

換言之，衛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不應該是把所有醫療服務都市場化，而是讓醫療服務多元化，既有國有的，也有營利性的和非營利性的民營醫院，因為醫療是一種特殊的服務產品。

問：有人說中國經濟改革目前進入了負面效應的釋放期，有3　000萬國企下崗職工，有5　000萬失地農民，社會結構已經產生深深的斷裂。那麼，到底改革中出現的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