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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當時的俄羅斯還沒有基金行業，也沒有股票市場的運作經驗，更沒有配套的證券法律和法院。相比之下，中國的基金行業、股市規模、證券法律與監管架構都已有多年的發展和經驗，不存在操作上的真空，基金交易和證券監管已有較強的基礎，社會大眾也有多年的股票和基金交易經驗，因此，今天在中國做私有化基金在操作上不會有問題。

三

問：當年建立國有經濟主要是基於讓人民共同富裕，基於福利國家的理想。那麼，現在如果將國有資產都私有化，今後國家如何為社會提供生活保障、醫療衛生、教育等服務呢？

陳志武：這中間有很多誤區，甚至是誤導。首先，我要強調，20世紀50年代將私有財產和私有土地進行全面國有化的時候，給老百姓有個這樣的許諾：你把你的土地和財產都歸公、給國家，這是你的付出，但你今後的工作、生活、醫療、養老、小孩教育都由國家包了。那是一種對稱的交易。可是，過去30年的改革過程中，國家把老百姓的工作、住房、醫療、教育等責任丟回給了老百姓個人，國家基本不管了；但在另一方面，國家卻沒有把當年國有化過來的私人財產和土地還給老百姓。這等於是說，搞了50年的國有經濟，到最後，老百姓把財產丟掉了，給了國家，但自己的生活卻還是要自己負責。

“新國有化”的危險（4）

那麼，在當前這些國有資產沒有私有化，還掌握在國家手裡的情況下，中國公民是否就真的得到很多政府福利呢？我們可看看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福利上的開支，據財政部長謝旭人先生的介紹，2007年在這三項上的總開支約6　000億元，相當於財政總開支的15％，為全年GDP的2�4％，分到13億人身上，人均461元（相當於一個普通工人一年收入的3％）。而在沒有國有經濟的美國，去年在同樣三項上的開支約為15　000億美元，相當於聯邦政府總開支的61％，為美國GDP的11�5％，分到3億美國人身上，人均5　000美元（相當於一個普通美國人年收入的六分之一）。

不管按絕對數字算，還是按相對水平，美國政府回饋給老百姓的醫療與社會保障都遠高於中國，儘管美國是十足的私有經濟。按照國有化運動的初衷，國有資本應該帶來更多的社會福利，我們本應該看到完全相反的情況。

許多人說，中國還處於初級發展階段，所以沒法跟美國以及其他市場經濟國家比——這說法站不住腳。美國去年（2007年）的財政稅收才佔GDP的18％，而中國5�1萬億元財政收入佔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國企收入和國有資產增值，僅財政稅收，中國政府的相對收入就高於美國，沒有理由在民生上的開支低於美國。如果說中國沒有美國富所以財政開支會有不同的考慮，那麼，中國不是更應該把財政開支放在民生上嗎？不是沒有錢，而是有沒有對財政預算過程的實質監督問題，以至於政府錢多後更傾向於在形象工程、政府辦公大樓上浪費，也當然為*提供了溫床。

中國的立法機構——全國人大，地方各級立法機構，還有媒體和其他監督機制，對財政預算的監督和問責很少，只有每年10月的全國“兩會”的時候大家象徵性地舉舉手，就把5萬億人民幣的財政預算透過了。這些預算的邏輯到底是什麼？是不是有些地方應該多花，有些方面要少花？是不是該把更多的錢從行政開支以及其他浪費性開支中轉移到老百姓的福利上，提供更多的社會保障、醫療保障、教育投入？

由於開放的頭些年增長來得太容易，所以，對政府權力的監督、對財政預算的監督沒有實質性發展，使得國家財政的花法不明晰，弱勢群體的利益在預算過程中無法得到體現。人們好像認為*只是少數人的抽象訴求。實際上，*的必要性並不抽象，是涉及納稅人的錢、人民財產怎麼花、怎麼分的問題。

我覺得，中國現在必須進行實質性憲政制度改革，為法治打基礎，讓政府承擔應該擔的責任，而不是讓“後發劣勢”繼續下去。同時，也應該將土地、將國有資產分回到私人手裡，讓中國老百姓除了工資收入外，也能享受到土地升值、資產升值的好處，帶動內需的增長，使中國經濟模式發生根本性轉型，降低對出口的依賴度。只有這樣，才能結束目前“國家太富、老百姓太窮”的局面。

宏觀調控與國進民退（1）

本篇來源：《長江》雜誌，記者李翔。

輿論普遍認為，“國進民退”再次抬頭，且來勢洶洶。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