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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源。這樣一來，當然帶來了許多前所未有的高道德風險。比如說就像我們看到的，這麼多金融資源用來重點發展像北京、上海這樣的形象工程大城市，這些舉措確實是100年前不可能做到的，但是今天可以做到。這樣做的後果是，少數城市發展的機會是前所未有的好，但是對於更多的農村來說，它們本來辛辛苦苦節省下來的金融存款，不再能夠用於本地的經濟發展，而是相當程度地被調去發展那些大城市。　電子書　分享網站

生活經歷與觀點自述（5）

第三個重要因素是創業機會的不平等。這不僅僅因為農村人無法進入城市，所以他們不能夠具有像城市人所具有的發財致富的創業機會，而且城裡人可以透過與政府和國有銀行的關係融到創業的資金，而這些創業資金對農村人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甚至於像*這樣非常少的創業者，他們因為得不到正規金融的支援，所以不得不尋求親朋好友同事的支援，但是儘管*辛辛苦苦發展了自己的事業，但最後還是以這樣那樣的名義把他抓起來了。

最後，國有經濟也是從根本上導致城鄉收入差距的原因。其實道理很簡單，當所有的資源，包括自然資源都由國家計委等部門來統一調配的時候，城市肯定是首先被照顧的，鄉村的利益不會被重視，而往往只是被捎帶想到。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政府計劃部門更多地會去追求看得見、摸得著的城市政績工程。農村本來就沒有多少人去，即使發展好了也不會有太多人看到，所以對於各級官員來說，如果真的把注意力放在農村，他們會覺得自己的功勞不容易得到承認。相反的，城市的工程是更多人可以看到的。這種業績評估的不對稱，必然讓更多的計劃官員和行政官員把重點放在城市，而不是農村。所以土地私有化才是把最好的發展機會還給農民的最好辦法。

問：您如何看待國有銀行和民營銀行的關係？

陳志武：中國現在不允許非正式的信貸機構發展，這種局面要改變，要讓民間融資的發展空間大大增加。大家談得較多的溫州模式是一個很好的做法。宋朝、明朝的時候，山西的民間借貸歷來比較發達，溫州模式可以繼續發揚。民間自願的融資交易是人生來就應該有的基本權利，本來就應該是不需要討論的問題。

許多人會說：“隨便允許人們去做金融、投資交易，那不是亂了套了？”我們必須意識到，自願的契約和交易的自由權利是人類自古以來就有的基本自然權利。不管是中國還是其他國家，起初都是從民間金融、草根金融開始做起的，那是一種最自然的程式。只有當融資範圍超出了當事人的“親朋熟人”、“朋友的朋友”和本地小社群的時候，才出現較突出的資訊不對稱問題，那時才有政府監管介入的理由。但即使到了大規模、大範圍融資的時候，政府還是隻應該起到規則的制定和監管的作用，而不一定要由國家直接來經營金融證券業務。換言之，民間金融、草根金融才是人類最初的、最自然的業務形式，國營金融是後來有的、非自然的業務形態。

我們經常講內需不足。內需不足的原因是什麼？政府透過出口讓我們的老百姓和創業者收入增加不少，但是大家收入增加之後都不花，存在銀行裡。這是因為消費者可以利用的金融理財工具非常有限。大家沒有辦法透過不同的投資組合和金融產品，更好地規劃未來的生活，只好把掙來的錢存銀行，生怕未來會沒有收入。所以，當務之急是把民間金融放開，透過民間金融的競爭，使國有銀行面臨一些競爭壓力，讓他們能更好地改進自己的運作。

三

問：請問陳教授，是怎麼樣想到要把文化引入到經濟學的分析中來的？您認為目前就中國的現實情況而言，哪個領域的研究更容易出成果？

陳志武：首先，關於把文化引入經濟學的分析中，或者說，用金融學來解釋文化的內涵，主要是在我最近研究金融學對社會、對家庭的意義這一過程中聯想到的。我發現，在傳統社會既沒有發達的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和正規的銀行體系，又沒有正規的保險市場和借貸市場，可人們規避未來收入風險、健康風險和自然災害風險是從人類一開始就有的，那麼傳統的社會是怎麼達到這些風險規避的需求呢？我們看到“養子防老”等觀念，實際上都是金融的觀念，也就是說後代就是父母的股票、基金、保險、信用借貸，但是全部集中在後代身上的這些金融證券品種，它必須靠文化、靠道德來維護父母親作為投資者的利益，也就是說文化的內涵必須包括一些有利於隱形金融契約的執行的東西。否則，後代就不能起到股票、基金、保險、信貸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