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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的管理體制基本是用各種計劃，從最上游的基礎研究如“973計劃”到高技術發展計劃“863”，到下游的“星火計劃”，政府對科技活動的操縱能力空前提高，但管理手段非常傳統，計劃色彩相當濃厚，最主要的表現就是“立項——申請——研究——報獎——評獎”這樣一個過程。科技管理的行政化問題，決定了人才的評價、選拔、流動都被一些行政人員把持，科研機構普通的行政人員，應該是給專業人員做輔助工作的，卻常常能領導和指揮專家。各機構內部的財務人員，本來只是執行專業領導決策的，卻審批甚至決定專業部門的一些具體專案經費。財務人員對科技經費的影響，就變成了對科技方向的影響。我們知道，世界上沒有任何重大發明是由行政官員計劃出來的，計劃和創新本身就是互相矛盾的兩件事，能夠計劃出來的肯定就沒有創新。

其次就是國有企業和國有單位的性質。目前還主要依賴國有單位、國有企業做科研創新，過去幾十年的經驗告訴我們這不會有出路。一方面，國有單位缺乏足夠的激勵。另一方面，即使國有單位創造了新技術，它們也不會像百度、新浪那樣去開啟創新後的市場。

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欠缺。一個人辛辛苦苦做出來一項發明創造，很輕易地就被人仿冒、偽造，這種行為還往往得不到懲罰，結果必然挫傷人們進行科學研究的積極性。

對私有財產的保護仍然不可靠。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還沒有成為政府和全社會的共識，擁有財富的人對未來的預期不明確，往往沒有長遠的打算和進行長期投入的願望。

資本市場不發達。國內的股票市場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為國有企業解困的，所以在深交所、上交所上市的主要都是國有企業。民營公司要上市很難，批准的程式非常麻煩，得到批准的可能性也很小。這樣的股票市場，對創新文化的激發作用幾乎沒有。

官僚體制不利於科技進步（3）

學校教育以應試為主，不鼓勵甚至壓抑學生的創造精神。雖然國內的中學生在國際奧林匹克競賽中頻頻獲獎，但那是在預做了大量高難度的習題後的結果，他們的創新思維沒有得到任何提高，根本無法形成創新精神。讓這麼多人把精力浪費在國際奧林匹克競賽上，實在是浪費了中國人的創造力。

二

問：現在有一種觀念認為，只要加強領導，集中力量，增加投入就能提高科技創新。

陳志武：這是一種典型的舊式思維方式。從洋務運動到“大躍進”再到“*”，中國人奉行的就是這樣一套邏輯，最後做成了什麼樣子？我們以前認為，要發展科技創新，一是要有科技人才，二是要有研究資金。我們現在有了千千萬萬個一流的科技人才，透過國家的投入也有了大量的資金，但卻還沒有突破性的科技創新，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如果繼續延用這種老的思維方式，繼續依靠公有制和國有企業來發展科技，充其量只會提高軍事、國防等領域的科技水平，民用科技不可能有大的突破。歷史上，從19世紀中期德國統一開始到“二戰”前，德國靠國家投入資金大搞科研；“二戰”前的日本也如此；前蘇聯也是採用以國有企業為基礎的科技體制。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拼命發展軍事技術，忽視民用。這種片面的發展，在德國直接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為日本侵入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奠定了基礎。而前蘇聯的航天技術、核技術都曾經領先於世界，但現在看來，似乎沒有多少造福人類的技術是前蘇聯的科技發展帶來的。

而在英美，在國防科技方面的投入的確靠國家，但國家不介入其他領域，政府沒有什麼科技部、工業部什麼的。個人要研究、創新什麼東西，就要自己去找錢，向別人證明自己的創新能帶來收益，而通常只有成千上萬人歡迎的技術才會帶來大規模的收益。這無形中會導致資金主要投到了那些能改善人民生活、提高生產力的科技上。加上私有產權制度所提供的激勵，使人們都會挖空心思去創新科技，去挖掘任何技術的市場潛力。

而官僚化的科技體制，注意力往往放在官僚們所能理解、能想到、能立即帶來效果的方面，而不是科學發展的真正需要和方向。我在20世紀80年代初在國防科技大學讀研究生時，學校里正在研發“銀河”計算機，對它的成效的衡量標準就完全是指標性的：一秒鐘能計算1億次、10億次等，沒有人計算它的成本和社會效果，也沒有人有動力去開發應用軟體來發揮“銀河”計算機的潛能。這種科技發展，除了會給未來的計算機博物館多一樣東西外，沒有多少進步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