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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我似乎不會高興了。細細想想,這是上了大學的結果。
大學四年到底留下了什麼?
有人從高中時的三好學生髮展到大學裡的補考專業戶,至今最高學歷還是高中畢業。
有人從不會電腦開關機用兩個指頭敲鍵盤升級為遊戲高手,代表祖國征戰世界賽場。
有人在床上度過了四年,培養了有事兒沒事兒都在床上躺著和每天睡眠不能少於十二個小時的生活習慣,大學裡的最後一張照片,是穿著學士服躺在床上拍的。
有人找了女朋友,畢業後共築愛巢,幸福甜蜜,優生優育。
還有人……
但所有大學生都不能逃脫的事實是,竟然因為上了四年學,被衛生部指定和農民工兄弟並肩成為艾滋病高風險人群。這意味著即使連異性手都沒拉過的青少年,進了大學也會成為艾滋病預防工作的重點。
這便是四年大學帶給學生們的共同結果,而不是畢業證。這說明,在大學裡,你得到的不一定是你想要的。
很多學生和家長以為上了大學就能找一份好工作,前途無憂,而大量畢業生待業、讀研、自主創業(不得已在天橋上擺個攤、在小區裡開個小賣部、去街頭賣肉)的事實證明,並非如此。
確實會有人找到好工作,但不一定是你,就像每個月都有人中五百萬,卻不是你,一個道理。
20世紀90年代,人們說街頭倒下一張廣告牌,砸到十個人,六個是經理,還有兩個副經理,剩下的兩個,一個是經理的兒子,一個是經理的媳婦。現在街頭倒下一張廣告牌,砸到的十個人裡,得有六個本科生,兩個碩士,一個博士,剩下的那個是拿著錄取通知書揹著行李正趕往學校報到的大一新生。
二十年前,無論是找工作還是找物件,大學生能享受到大熊貓一般的待遇。現在大學生的境況無異於普通的
畢業三年了,我們宿舍的六個人,有三個仍留在學校。
我上鋪的楊陽,大四被學校開除後,重新參加了高考,上了中文系。之所以仍考回這所學校,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從哪兒跌倒了就從哪兒爬起來。而我們的分析是:楊陽不是不想上北大,又考回這裡,就是因為分數線低。中文專業自古以來就是培養官宦的沃土,很多人都以學習中文為跳板,來實現當官的夢想。一小部分人因為做官不成,才當了作家。而楊陽的理想是做一名批評家,很多社會現象他都看不慣,要以筆為槍,向敵人開戰,像魯迅那樣。為了手頭寬裕點兒,楊陽的評論文章經常出現在各大報紙,他比魯迅更勇敢的地方就是,魯迅至少用過二十多個筆名,而楊陽一直用真名,他說,男子漢要敢做敢當,做不更名行不改姓,到了哪裡老子都叫楊陽。我們說楊陽的出現,讓黯淡了近一個世紀的中國文壇重新看到了希望,魯迅是一百年前上天賜給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現在老天爺又開恩了,讓楊陽拿起了筆。楊陽卻說,毋寧說中華民族曾經的苦難,是上天賜給魯迅的財富,而當代社會暴露出的問題,是老天爺對自己的恩賜,如果沒有這些問題讓自己嘮叨兩句,真不知道還能幹點兒什麼。
我們宿舍學習最好的張超凡,畢業那年和一家國企簽了七年工作合同,以為這輩子就穩定了,可是上了一年班發現滿不是那麼回事兒。以前張超凡對政治從不關心,認為那是杞人憂天的事情,作為一個老百姓,把自己的生活過得有聲有色,這就夠了。上面出了事情,即使自己蹦出好點子,人家也不會聽的,自己只是一個坐車的角色,車往哪兒開,哪條道好走,司機自有主意。既然上了車,就老老實實地坐著,別瞎說話,公共汽車的前擋風玻璃上通常都貼著小紙條:請勿與司機攀談。後來因為在國企工作,便養成了關心政治的習慣,每天有足夠的時間看報紙,單位也訂了足夠多的報紙,《人民日報》、《北京日報》、《解放軍報》……這些報紙的發行量之所以很多,和中國存在大量國有企業是分不開的。每當看到地球上哪個地方又出了問題,張超凡便會和同事們展開討論,為他們出謀劃策,要不閒著也是閒著,不如找個話題嘮嘮,消磨時間。討論到十二點,便暫告一個段落,拿著飯盒奔赴食堂,吃完飯回宿舍睡午覺。下午本該一點上班,通常都一點半以後才出現在辦公室,接著讀報。
家貓。也許再過五年,大學生就成了被遺棄街頭的野貓。
如果日報看完了還沒到下班的鐘點,眼睛還不疼的話,這時候晚報也到了,可以接著看。想溜達溜達,就先去菜市場把菜買回來。有孩子的去幼兒園把孩子接了,然後回來照一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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