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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得很不起色，漸漸地，工具和材料被附近農民拿走大半，還流傳諺語：“五七幹校是個寶，我們缺什麼就到裡邊找。”

他在這裡，也接待過一次外調：兩個穿軍服的非軍人，調查田間的材料。因為他抄著手站著，不回答他們的問題，結果，手被抓破，不得不到醫務室包紮。

剛到幹校的時候，大棚還沒有修好，他被分到一間小棚裡住。一天，他都睡下了，有一個原來要好、平時也很尊重他的同事進來說：“我把鐮刀和繩子，放在你床鋪下面。”孫犁以為他勞動回來晚了，先去吃飯，就同意了。次日早晨，“群眾專政室”的頭頭照例集合人們訓話。這個頭頭是個典型的天津青皮，慣會無事生非。這天，他先是批判孫犁，孫犁正在低頭聽他大放厥詞的時候，那位同事忽然說：“剛才，我從他床鋪下，找到一把鐮刀和一條繩子。”孫犁這一氣非同小可，一改平日委靡不振之狀，大喝道：“那是你昨天晚上放下的！”

他沒有說話。頭頭威風地衝孫犁前進一步，但馬上又退回去了。

當時排隊的有幾十人，不少人對孫犁的非凡氣概為之一驚，稱快一時。

孫犁知道，在那時，鐮刀和繩子會被看作自殺或暴動的兇器，如不當場揭發，後果是很危險的。所以，連他自己也沒有想到，當時會有那種氣壓“群小”的表現。

他在幹校呆了一年多。這是一段困難的日子；但是，在一個作家的眼睛裡，困難的日子也是生活。因此，在若干年以後，他這段生活終於以“芸齋小說”的形式，再現於人們面前，下面我們就介紹兩則，以饗讀者。

其一：《女相士》①。

1966年他被集中“學習”後，一時像掉進深淵，大惑不解，連一同學習的是些什麼人，也很少注意。被集中來的人越來越多，新來的還要亮亮相。有一天，造反頭頭審問一個新來的人：

“你自己說，你是什麼階級？”

“我是自由職業者。”答話的是個女人。他沒有心情看一看這位新來的同伴，只是低著頭。

過了些天，“反動”階級成分都要自動提高一級，頭頭又追問新來的女人，她忽然說：“我是反動文人，和孫芸夫①一樣！”

他這才抬起頭來，“看看到底是誰這麼慷慨地把我引為同類”。這人有五十多歲，身材修整，還很秀氣，年輕時肯定很漂亮。他看她時，瞅見那雙架著銀絲邊眼鏡的眼睛，也正注視著他。他馬上感到，她看人的方法和眼睛裡流露的光，有一點巫氣或妖氣。

她叫楊秀玉，湖南長沙市人，是機關託兒所的會計。解放前以相面出名且致富，在長沙自蓋起兩座洋樓。這個條件，足有資格進學習班了。

冬季，他們進了幹校，修繕一間車棚當宿舍，在宿舍門前的場地上，為市裡的一個屠宰場代養了二百頭牛。他們每天頭頂星星起床，為牲口添草料、清糞尿，夜晚星星出來，才能回屋。中間，“芸夫”調到鍘草棚工作，貯存大白菜下來後，又被調到菜窖。

楊秀玉和另一位女同志也在菜窖工作。芸夫知道，來這裡工作是對他的照顧，因為不只活兒輕，也可避避風雪。不知是誰動了憐憫之心，派他和兩個女的幹這差事：每天一垛垛地倒騰白菜，抱進抱出，使之通風，有時就摘摘爛菜葉子——

說實在的，在那種日子裡，我是遑遑不可終日的，一點點生的情趣也沒有，只想到一個死字，但又一直下不得手。例如在鍘草棚子裡，我每天要用一把鋒利的鐮刀，割斷不少根捆草的粗繩。我時常掂量著這把鐮刀想：如果不是割斷草繩，而是割斷我的脖頸，豈不是一切煩惱痛苦，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嗎？但我終於沒有能這樣去做。

在菜窖裡工作，也比較安全。所謂安全，就是可以避免革命群眾和當地農場的革命工人、兒童對我們的侮辱，恫嚇，或投擲磚頭。因為我們每個人的“罪名”、“身份”，過去的級別、薪金數目，造反者已經早給公佈於眾了。

在菜窖裡，算是找到了一個避風港，可以暫時喘喘氣了。

他漸漸和楊秀玉熟識起來，認為她也不壞。相而雖系騙人，但系受騙者自願，較之傍虎吃食、在別人的身家性命上謀私利的人，還算高尚一些。這樣一想，他有時就跟她說個話兒。對另一個同志就小心一些，因為她是菜窖負責人。在她出窖後，他們才能暢談。“我那時已經無聊到虛無幻滅的地步，但又有時想排遣一下絕望的念頭，我請這位女相士，談談她的生活和經歷。”她答應了，下面就是她的經歷：“相面是我家祖傳，父親早死，我年幼未得傳授，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