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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運動一開始，黃胄同志就受到“批判”。因為他的作品，家喻戶曉，他的“罪名”，也就婦孺皆知。家裡人把畫摘下來了。一天，我出去參加學習，機關的造反人員來抄家，一見黃胄的毛驢不在牆上了，就大怒，到處搜尋。搜到一張畫，展開不到半截，就摔在地下，喊：“黑畫有了！”其實，那不是毛驢，而是駱駝，真是驢唇不對馬嘴。就這樣把吳作人同志畫的三頭駱駝牽走了，三匹小毛驢仍留在家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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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參加“學習”，大約在1966年夏秋之交。當時，形勢日益緊迫，他和報社中層以上的幹部，被集中到一處大院。這處大院舊名“張園”，系清末張之洞部下張彪營建，在現代史上頗有些名氣：溥儀出宮後，曾有一段時間移居此處，1931年又從這裡潛往東北，去當偽滿“執政”（後稱“皇帝”）。1924年，孫中山應邀北上，和北洋軍閥談判，也在這裡住過。大樓富麗堂皇，有一間“皇帝”的臥室，全用團龍黃緞裱過，倒確實提醒著人們注意那現代史上的復辟事件。

這裡現在就是戰場——大批判的戰場。被批判、被鬥爭的，正是從前在真的戰場上和國內外敵人進行過鬥爭的人們。孫犁不願意回憶“文革”中那些醜惡的事件，那時是，“風沙摧毀了花樹，糞便汙染了河流，鷹梟吞噬了飛鳥”②。但是，有一些鏡頭還是在他筆下出現了：“有一次批鬥大會，被鬥者站立一排，都低頭彎腰，我因為有病，被允許低頭坐在地上。不知誰出的主意，把攝影記者叫了來，要給我們攝影留念。立著的還好辦，到我面前，我想要壞。還好，攝影記者把機子放在地上，鏡頭朝上，一次完成任務。第二天見報，當然是造反小報，我的形象還很清楚。”③這是痛定思痛，不免以幽默出之，當時的實際情況更要糟。上面這個鏡頭，在他的《芸齋小說》裡是這樣展開的：不久，我被揪到機關學習，一進大門，就看到他正在張貼一幅從房頂一直拖到地下的，斗大墨筆字大標語，上面寫著：“老爺太太們，少爺少奶奶們，把你們手裡的金銀財寶，首飾金條，都獻出來吧！”

那時我還不知道造反頭頭一說，但就在這天晚上，要開批鬥大會。他是這個會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先把我們關在三樓一間會議室裡，這叫“候審”。我們垂頭喪氣地坐在那裡，等候不可知的命運。

我因為應付今天晚上的災難，穿著一身破爛不堪的棉衣。

他推門進來了。我抬頭一望，簡直認不出來了。

他頭戴水獺皮帽，身穿呢面貂成大衣，都是嶄新的；他像舞臺上出將一樣的站在門口，一手握著門把，威風凜凜地盯了我一眼，露出了一絲微笑。我自覺現在是不能和這些新貴對視的，趕緊低下頭。他仍在望著我，我想他是在打量我這一身狼狽不堪的服裝吧。

“出來！”他對著我喊，“你站排頭！”

我們魚貫地走出來，在樓道里排隊，我是排頭，這是內定了的。別的“牛鬼蛇神”，還在你推我讓，表示謙虛，不爭名次，結果又被大喝一聲，才站好了。

然後是一個“牛鬼蛇神”，配備上兩個紅衛兵，把胳膊挾持住，就像舞臺上行刑一樣，推搡著跑步進入了會場。然後是百般凌辱。

我認為這是奇恥大辱。當天夜裡，觸電自殺，未遂。①

這個造反派頭頭，為什麼如此對孫犁“垂青”？其中還有一段原委。

一般認為，孫犁謹言慎行，性格平和。但這只是一種現象，一個方面。他其實很直，感情也容易激動，臨事常常不計後果。他明白自己這個“弱點”，常常提醒自己注意，結果還是一再事後懊悔。為此，他在“文革”後期，曾為自己寫下類似座右銘的句子。

戒行之方為寡言，戒言之方為少慮。

禍事之發展，應及時堵塞之，且堵且開，必成大患，當深思之，當深戒之。②這樣看來，他是謹言慎行了；但這謹言慎行的自我約束性措施，恰是不那麼謹言慎行的結果。

且說在“文革”之前，他就遇上這麼一件事：在一個嚴寒的晚上，他忽然想洗個澡，因為有病，不願到街上去洗，就到本機關的大樓裡來了。路過傳達室的時候，有個穿一身灰布舊棉衣的中年人在值班。他悠閒地抽著旱菸，上下打量著孫犁。孫犁這天穿一件從來不大穿的皮大衣，還戴一頂皮帽——這些，都是有了些稿費才添制的，他原來也穿過那一身灰布棉衣，都是進城時統一發的。現在，他注意到中年人在看他，便問：“同志，今天有熱水嗎？”

“沒有。”中年人回答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