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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是《文藝》，沈從文等主編，多登創作，經常寫稿的有朱自清、俞平伯、周作人、冰心、老舍、沈從文等。這個副刊，也是他很喜歡讀的。

他讀的雜誌有《小說月報》、《現代》、《北斗》、《文學月報》等文藝性刊物，也有《東方雜誌》、《新中華》、《讀書雜誌》、《中學生》等綜合性雜誌。當時《讀書雜誌》正討論中國社會史問題，引起了他的關注和興趣。此外，他也讀《申報月刊》和《大公報》出版的《國聞週報》。

以上便是孫犁在中學時期的讀書狀況。人們可以看到，在“五四”以後，我國出版界確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各種新的書刊潮水般湧向全國大小城市（甚至還有鄉鎮），選擇著那些頭腦敏感的青年。就孫犁來說，這裡介紹的主要是他的課外讀書活動，惟其如此，也就更可以看出他的選擇性，——在時代的作用下，書和讀者從來都是一個“雙向選擇”過程。因此，孫犁這樣總結著他在育德中學時的讀書生活：無論是桃花也好，早霞也好，它都要迎接四面八方襲來的風雨。個人的愛好，都要受時代的影響與推動。我初中畢業的那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第二年，“一·二八”事變發生。在這幾年中，我們的民族危機，嚴重到了一觸即發的程度。保定地處北方，首先經受時代風雲的衝擊。報刊雜誌、書店陳列的書籍，都反映著這種風雲。……①這樣，很快就把他先前愛好的那些南唐詞、《西廂記》“衝掃得乾乾淨淨”。雖是“生吞活剝”，他也覺得還是那些社會科學著作，能夠給他解決一些當前現實中令他苦惱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他在“啃”那些馬克思主義的大著作——如《費爾巴哈論》等時，要用蠅頭小楷，記下一本又一本的筆記了，而這時，他還只是一個未滿二十歲的高中學生。

早熟

育德中學有一個鉛印刊物，名稱就叫《育德月刊》，它的文藝欄經常刊登學生的習作。孫犁的作品變成鉛字，是從這個刊物開始的，那時，他還是一個初中學生。關於這層文字因緣，還得提起他當時的國文老師謝採江先生。

謝先生是海音社的詩人，他出版的詩集有袖珍月曆那樣大，這證明他是“五四”以後的新派人物：……但他教課，卻喜歡講一些中國古代的東西。

另一個特別的地方，是他從預備室走出來，除去眼睛總是望著天空，就是挾著一大堆參考書。到了課室，把參考書放在教桌上，也很少看他檢閱，下課時又照樣搬走，直到現在，我也沒想通他這是所為何來。

每次發作文卷子的時候，如果誰的作文簿中間，夾著幾張那種特大的稿紙，就是說明誰的作業要被他推薦給月刊發表了，同學們都特別重視這一點。

那種稿紙足足有現在的《參考訊息》那樣大，我想是因為當時的排字技術低，稿紙的規格必須符合刊物實際的格式。

在初中幾年間，我有幸在這種大稿紙上抄寫過自己的作文，然後使它變為鉛字印成的東西。高中時反而不能，大概是因為換了老師的緣故吧。①他在那上面究竟登了些什麼呢？據他在1980年秋天答《文藝報》記者問時說：“我寫的第一篇小說，發表在保定育德中學的校刊《育德月刊》上，時間大概是1929年。那確實是一篇小說，因為這個月刊的文藝編輯是我的國文老師謝採江先生，他對文體要求很嚴，記得一次他獎許我另一篇作文，我問他是否可以發表，他說月刊上只登短篇小說，這一篇是散文，不好用。但是那篇小說的題目我忘記了，內容記得是寫一家盲人的不幸。我的作品，從同情和憐憫開始，這是值得自己紀念的。第二篇發表的是寫一個女戲子的小說，也是寫她的不幸的。”②

這些作品多已散佚，讀者不容易看到了。令人高興的是，前幾年居然由北京師範大學一分校中文系青年教師傅桂祿，從茫茫書海中找到了兩篇。為使讀者一飽眼福，略做介紹如下：

其中一篇的題目是《孝嗎？》，發表於1930年出版的《育德月刊》二卷五期。它寫了這樣一個故事：朝鮮青年秋影，要領導一次群眾示威，但是恰逢慈母病臥不起，危在旦夕。面對家、國矛盾，秋影未免臨事躑躅，舉棋不定。正在這時，這位深曉大義的母親，卻忍受病痛，勉勵愛子以全國同胞的生死為重，去領導這次示威，否則，那就真正陷於“不孝”了。秋影聞此，自然痛苦非常。不料老人一語才罷，竟自含笑而逝，秋影也滿懷激憤，“拿起手槍，走到戰場”。另一篇的題目是《棄兒》，載同卷《育德月刊》九、十兩期。它寫一個寒風凜冽的早晨，某村外的一個葦坑內聚集著一大群男女，正在看一個被拋棄的凍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