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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抗日戰爭，後來把它遺失在戰場上了。”①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也追求這些東西。後來他還告訴一些青年作家：要多讀一些合乎自己的藝術氣質的那些作家的作品。原來這也是他的起點，他從中學時代就積累起這方面的經驗了。

他也很喜愛聶維洛夫的作品。聶維洛夫是蘇聯十月革命初期的作家，多寫農村故事，孫犁對他的短篇《一個女布林什維克》有很深的印象，在《文藝學習》這本書裡，用很長的篇幅向讀者做過介紹：十月革命前，善良的瑪利亞一直受丈夫擺佈，連丈夫捏她擰她，她也只是用微笑回答。布林什維克來了，她開始覺醒，後來被選進了村蘇維埃，丈夫要求離婚，她一擺手就答應了。哥薩克兵進入村子，瑪利亞轉移到外村工作，傳說有人在別的村子裡看到過她，又說也許不是她，因為革命後這樣的女人已經很多了。“情節、對話、敘述、描寫、結尾，全是講故事的樣子，一切單純、一切統一。”“故事在十月革命發生，作者根據那個時期鄉間生活的內容和形式，動態和節奏，製成他的文章。”①在這裡，讀者又一次看到，成為他後來的創作風格的那些因素，在他中學時代的閱讀興趣裡就已經體現和孕育著了。

魯迅翻譯的法捷耶夫的名著《毀滅》，自從1930年1月起，在左聯刊物《萌芽》月刊上連載的時候，他就讀了。後來他買到一本翻印本，還想得到一本1931年魯迅以“三閒書屋”名義印行的原版印本，但未能如願。這在手頭不算寬裕、而歷來又持身儉樸的他，只有用求知若渴來解釋了。文化史和文字語言學方面的書，他也讀了不少，如：《中國文化史》（楊東蓴）、《中國哲學史》（馮友蘭）、《白話文學史》（胡適）、《歐洲文學史》（周作人）、《修辭學發凡》（陳望道）、《詞詮》（楊樹達）、《名學綱要》（穆勒），以及日本漢學家鹽谷溫、青木正兒等人關於中國文學的著作，等等。這些書，都出於一代名家之手，差不多代表著當時學術研究的最高水平，以此而論，做為中學生的孫犁，確實做到“取法乎上”了。

他那時讀書的視野也相當寬廣，連吳稚暉、梁漱溟談人生觀、宇宙觀方面的書，也沒有忽略。不僅如此，就是自然科學方面的書，如《科學概論》、《生物學精義》等，他也讀過。他還讀過一本演述人類發展史的科學童話，書名叫《兩條腿》，丹麥作家愛華爾特（C．Ewald）著，李小峰譯，魯迅校閱，北新書局做為“新潮社文藝叢書”之一，於1925年出版。一般地說，這些書對於當時的思想界、知識界，也是起了某種程度的啟蒙作用的。

至於古代散文和古代文學、哲學方面的書，他這時自然也是讀的，何況，這在那時的中學國文課中，也佔有比較大的比重，像《四書集註》，莊子、孟子、墨子選本，楚辭，宋詞選本等等，都是那時國文課的常用教材。不過，當時他對那些先秦諸子的文選或節錄，倒沒有發生多少興趣。他感興趣的是詞，如《南唐二主詞》、李清照《漱玉詞》、《蘇辛詞》等等。這些書，都是商務印書館做為“學生國學叢書”印的選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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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之所以喜歡詞，和讀小說時接觸的詩詞歌賦有關，如《紅樓夢》裡的葬花詞，芙蓉誄，《水滸》裡魯智深唱的寄生草等等，都使他一度為之傾倒，以為是人間天上的絕妙好文章，乃至背誦抄錄，愛不釋手。接著，他又讀了《西廂記》和近人著的淺近文言小說，如蘇曼殊的《斷鴻零雁記》、沈復的《浮生六記》。當時，他被這類淒冷纏綿的文字吸引住了。對於這一現象，他做了一個合情合理的、浪漫主義的解釋：現在想來，青少年時代，確是一個神秘莫測的時代。那時的感情，確像一江春水，一樹桃花，一朵早霞，一聲雲雀。它的感情是無私的，放射的，是無所不想擁抱，無所不想窺探的。它的胸懷，向一切事物都敞開著，但誰也不知道，是哪一件事物或哪一個人，首先闖進來，與它接觸。①應該說明，他喜歡讀這些“絕妙好詞”和“紅袖羅衫”的文字，主要是在初中時期；初中畢業以後，他就被上述那些社會科學著作和新的文學作品完全吸引過去了。在這個過程中，報紙和雜誌也成了他廣泛涉獵的物件。所讀報紙，主要是天津的《大公報》和上海的《申報》，也讀天津的《益世報》和北平的《世界日報》。他主要是讀副刊。當時《申報》副刊《自由談》由黎烈文主編，多登雜文，魯迅、茅盾、郁達夫、老舍、巴金等都在上面發表過許多文章。尤其是魯迅用各種署名發表的雜文，很引讀者注目。孫犁因為讀得多了，竟能認得出哪些是魯迅的化名文章。《大公報》的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