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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帆。吧檯上照例有一臺手搖的唱機。唱機上支出一個黃銅的大喇叭，老唱片播放的歌曲雖然有些失真，但畢竟是純粹的俄國歌曲，或者地道的巴伐利亞的鄉村音樂，或者猶太音樂，聽得洋人淚流滿面。

這家小餐館像世界上所有的老式西餐館一樣，餐桌上固定有一個花瓶，裡面插的或是水養的紫色丁香，或是白色的鈴鐺花（這是哈爾濱有代表性的兩種花），情調很好。到這裡來就餐的餐客都是一些窮洋人——鰥夫、寡婦、跑腿子、流浪漢、司機、洋野雞等等，他們要的不過是紅菜湯、小肉腸、酸黃瓜、奶汁肉餅和生啤酒、伏特加，再加上面包、奶油和甜果醬，是一份普通的西餐而已。他們邊聽音樂邊吃，通常是很沉醉又很傷感的樣子。

的確，到這種地方來吃飯，不想念自己的家鄉才怪呢。

在餐館裡，有幾份舊得不能再舊的俄文報紙、刊物，這些報刊都被飢渴的僑民餐客看過多少遍了，他們有很長時間生活在這些舊報刊提供的年代裡，直到小餐館又來了新的報刊為止。

這些窮僑民不是走在時間前面的人，而是走在時間後面的人，是一些掉隊的人。

經營這家小西餐館的老闆是一對中國夫婦。老闆是從山東過來的。這個城市中的中國人，至少有三分之二是從山東那邊過來的。隨著他們在這裡定居、結婚之後，人口呈幾何倍數地迅速增長起來。

這個老闆年輕時曾在哈爾濱的一家猶太人開的西餐館裡當學徒，學做洋餐的手藝。後來，成了家，買下這個“樓夾縫”，蓋了這家小西餐館。他的餐館特別受猶太人的青睞。

60年代，我去過這家小西餐館。那天正好下雨，下很大的雨。我差不多渾身都澆溼了。我坐在小餐館裡，感到雨水敲打在房頂洋鐵蓋上的聲音特別的響，雨水從鐵皮的房蓋上湍急地流下來，打在窗玻璃上的雨點也特別的密集，偶爾有行人打著雨傘從小西餐館的那扇掛著鈴鐺的小玻璃門前經過時，餐館的屋子裡就會暗一下。

那天，小西餐館裡只有我一個餐客。手搖唱機播放的是一支猶太歌曲，聽上去也是溼漉漉的。僑居在這座城市的猶太人差不多都走光了。小西餐館裡的氣氛很冷清，像離休幹部的家一樣。老闆還是那個老闆，但人已經很老了，正百無聊賴地倚在吧檯那兒賣呆兒，一副毫無夢想的樣子。

我當時覺得他並不可愛，或者是這家餐館已不能賦予他任何激情了，或者是他看到的悲歡離合生生死死太多了，人已經麻木了。

據說，小西餐館的老闆夫婦沒有生育能力。日本戰敗後，他們領養了一個沒人要的日本小女孩兒，即日本遺孤。小女孩長大以後當了演員，並嫁給了我在職業學校讀書時的一個同學。不久，他們又離婚了……這就是生活。

我並不知道那個夾縫中的小西餐館是哪年倒閉的。但是，我再次經過那裡的時候，它確實不存在了。

好像從來就沒有存在過一樣。

現在的哈爾濱，西餐館的老字號只有一家了。

但我總覺得那個夾縫中的小西餐館還在，經過那裡的時候，我總要向那個夾縫裡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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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林公司（1）

我小時候住的那條街，叫商鋪街，現在叫花圃街。離古老的模範監獄極近，只有兩分鐘的路。從那兒拐過去，便是馳名中外的中國大街了（現在叫中央大街）。我的一位從長春來的哥們兒，跟他同行的哥們兒自豪且瀋陽味十足地介紹說：“瞅見沒有，兄弟，這就是哈爾濱的中央大馬路！洋不洋？”

中央大街上的建築絕大多數是歐式建築，偶爾夾上一幢“火柴盒”樣的中式建築，反而感到不協調。

順著這條由方石砌成的大馬路，走不遠，是銀都夜總會——過去是江沿小學校（這兒離松花江很近，也就兩分鐘的路）。我念小學就在這裡。現在，學校已經把其中的一半兒，改成銀都夜總會了。這家夜總會我去過一次，是幾位書商請我到那裡喝酒，吃炸蠍子和金黃色的蝦球。坐在本該是學堂的地方“吃特色”，心裡總覺得有點不仗義。

再往前走，路過有蕭紅與蕭軍故居的那條橫街，便是我這篇筆記中要涉及的秋林公司了。

小的時候，我常上秋林公司去。

秋林公司是一座典型的歐洲折中主義建築。公司的大門是轉門，挺有意思的轉門，給顧客一種半自動的感覺（當年，半自動的感覺是奇妙的）。現在門改了，改成普通的推門了。估計轉門不大適應火氣鼎盛的黑龍江人，彼此進了門，你要往這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