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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上下過功夫，特別在整理出版上頗有貢獻。那天，他就在《曲人鴻爪》冊頁裡寫下元代曲家貫酸齋（即貫雲石，1286—1324）所著的《清江引》（惜別）一曲：

若還與他相見時，

道個真傳示：

不是不修書，

不是無才思，

繞清江，

買不得，

天樣紙。

貫酸齋這支曲子主要描寫一對青年男女離別後的相思之情。該曲的大意是：“如果我再和他見面，一定要告訴他：不是我不願給他寫信，也不是我沒才情寫信，而是因為，我找遍了整個清江（以造紙著稱的地方），卻怎麼也買不到像天一樣大的紙來寫信給你！”

其實，那次胡適先生一共為充和抄錄了兩份貫酸齋的這首《清江引》。除了《曲人鴻爪》中的題簽以外，胡先生同時也在充和舊藏的“晚學齋用箋”上重複抄錄了這一首曲子，只是上款加了漢思先生的名字，註明是“寫給充和漢思”兩人的。（但1987年充和將“晚學齋用箋”的這份胡適先生題字轉送給收藏家黃裳先生，因為黃先生很懷念他從前在“*”中所銷燬的胡適之手跡）

但必須說明的是，每回在充和家中寫字，胡適先生總是順手寫了許多份重複的題字，因為有不少人都向他求字。據充和記憶，1956年12月9日那天，胡先生一共向充和的“晚學齋用箋”寫了三十多幅字，所寫內容不外兩種：一是以上所述貫酸齋的《清江引》，一是他自己早年所作的一首白話詩舊作。當時許多附近的友人也都準時到充和家聚會，趕來索求胡適先生的書法，那一天可謂盛況空前。充和家除了以曲會友，又別添了以書會友的佳話。

但沒想到半世紀之後，於2001年元月間，一位大陸學者陳學文先生突然在杭州的一個古物商店裡發現了一份胡適先生的“情詩手跡”，一時頗為興奮（其實那是有人據當年胡先生抄給充和與漢思的那張“貫酸齋《清江引》”的影抄偽作，只是偽作者已將原作的“貫酸齋的清江引”數字抹去，也去掉了題寫的日期）。後來經過多位專家們的鑑定，陳學文先生認定那“情詩”是胡適先生二、三十年代的作品，同時猜測胡先生那份手跡乃專為情人曹誠英女士所寫，而且他相信充和與漢思兩人“應是胡、曹之間傳信人”。不久，陳學文先生就在《傳記文學》雜誌發表了一篇長文，題為《胡適情詩手跡新發現》。陳文一出，該雜誌就收到許多中外讀者的熱烈回應，紛紛提出個人的觀點。當時充和立刻給雜誌編輯去信，指出陳文所提到的胡先生“手跡”實是偽作，其內容並非胡適先生的情詩，而是出自元代曲家貫酸齋的《清江引》。然而，即使大家都同意該曲子實出自元人，但讀者們仍繼續對此題目表示興趣，因此《傳記文學》又陸續發表了幾篇有關補充意見的文章。

後來充和與漢思決定為《傳記文學》特別撰文，以詳細說明胡適先生當年如何在他們伯克萊家中為當地朋友們題字的全部經過。否則他們擔憂，將來若“讀者不察”，他們兩人將會永遠被誤認為是胡先生與曹女士之間的“紅娘”。

充和一直很喜歡和朋友們提到這一段佳話——說穿了，那只是一個有關作偽者炒作文字慣技的插曲。其實只要把胡適在《曲人鴻爪》中的題字和最近發現的“情詩手跡”一比，其真偽立刻會顯明出來。除了抹去“貫酸齋的清江引”等字樣以外，“情詩手跡”還用了偽造的“胡適”圖章——例如，該圖章中的“胡”字多出一劃，“適”字少了幾劃，其篆法也不對。事實上，胡適先生所用的圖章是他的老友韋素園先生所刻，而1956年12月9日當天所有三十多幅題字也全是充和幫忙加蓋的，所以至今她記憶猶新。

奇妙的是，本來充和所收藏的《曲人鴻爪》乃是為了記錄曲人們的故事，但無形中，它卻變成了一份最可靠的書法墨跡之鑑定本。所謂“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沒有比這種跨學科的事例更有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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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項馨吾

搬到東岸後，充和最感欣慰的是，又與老曲友項馨吾先生（1898—1983）常在一起唱和了。項先生乃一著名崑曲家，早年曾得俞振飛之父俞粟廬先生指點，先是唱旦角，後轉唱官生。他唱法細膩，兼擅吹笛。抗戰期間在重慶，項馨吾先生與充和共同發起重慶曲社，兩人常同臺演出（當時項先生任重慶中央信託局局長）。他們曾一起演《牡丹亭》——項馨吾先生扮小生柳夢梅，充和扮杜麗娘。此外他們也合演《長生殿》，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