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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強的邏輯（1）

任志強，山東掖縣人，1951年3月出生，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碩士。北京市華遠地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華遠集團總裁，同時兼任北京市商業銀行監事、新華人壽保險公司董事。在房地產界具有極高的知名度。有人稱他為“地產總理”，也有人說他是“人民公敵”。

眾人都說任志強又名“任大炮”，言下之意，是指任志強這個人喜歡信口開河，故作驚人之語。事實上，任志強近幾年的確靠著他那張大嘴，贏得一身罵名，以至於有的人咬牙切齒，死活把任志強當成了中國房地產資本家的代言人。在這個仇富心態暴漲、房價把老百姓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年代，任志強當然是一個送上門來的大好靶子。他夜以繼日顯擺自以為正確的觀點，人們廢寢忘食發洩自以為正確的憤怒。這個國家因為任志強，成了一臺戲。

說實話，人們的憤怒事實上抬舉了任志強。在當下一大串牛氣沖天的房地產公司中，華遠是個小得不能再小的企業。從規模上看，華遠地產進入不了房地產企業的前50名；從產權上看，華遠地產到今天為止仍然是一家由北京市西城區主管的國有企業。我的意思是說，在21世紀初期的中國，任志強僅僅是百年官商結合傳統裡的一個小小的縮影。僅僅就企業而言，他進入不了歷史，他的企業規模太小，他左右不了中國房市的大局，甚至連攪渾北京房市的能力也沒有；而國有企業的制度安排，表明任志強的個人財富，主要還是靠工資和獎金，儘管他在自己的子公司裡可能做了一些產權改革的嘗試，但華遠地產總體國有體制不變，下面再怎麼修改，也不過是一種變相的“聯產承包”。也就是說，跟潘石屹、黃如論、楊國強、楊慧妍、朱孟依這些地產大佬相比，任志強撐死了也就算一種“小富即安”，他不是那種富可敵國的商人。按當下的體制來看，任志強最多也就是一個比較富裕的、北京市面上愛侃大山的“小處長”。

北京的大街小巷充斥著這種膀粗腰圓、唾沫星子橫飛的“侃爺”。任志強對自己的“侃爺”風格並不忌諱，並且認為自己天生就關注政治、關注經濟，喜歡宏大敘事：

“我們這代人天生就是從政治的染缸當中染出來的。從小的時候就開始關心國際大事、關心政治，比如從抗美援朝開始到三面紅旗、大躍進，再到‘*’、天安門廣場事件、打倒四人幫等。這代人就是這樣成長起來的，讓我們不關心政治不太現實。所以我們北京的計程車司機都會說政治、說經濟、說官場，但是上海的計程車司機是談怎麼做生意、掙多少錢，到長沙可能更多的人關心超女超男。地域文化、生長年代決定了人們關心的重點不一樣。”

任志強的不同之處在於，他認為自己的每一次侃大山，都是一次學術演繹。有次我和任志強長談，他上來就言明自己的法學方法論：

“法學的概念是統一的，它分析問題的方法、判斷的基礎條件是一致的。不管學習的是什麼法律，立論的方法都是一致的。律師在法庭上辯論，他肯定攻擊對方認為最不應該被攻擊的地方，他會選擇攻擊點，這是一種法學習慣。學過法律的人可能更多會從這些角度，或者用這些方法來思考。比如說馬列主義的很多東西，比如‘否定之否定’，實際上帶有哲學和法學的方法論。這樣的東西融合在一起，會讓我從另外一個角度，或者從相反的方向看問題，不但可以看到別人看不到的問題，而且可能提出一些別人不能理解的觀點，這可能是我總是引起大眾誤會的一個原因。”

任志強的邏輯（2）

很明顯，任志強帶有一種“法學方法論”的自信。當他對那些憤怒的人們說話時，事實上他先入為主地給自己預設了一種法學啟蒙的色彩。20世紀80年代中期，任志強曾經被組織收監，他說在監獄的一年多時間中，他只能看到法律方面的書，監獄不提供其他的書。因為要自我辯護，要請律師，監獄管理方將當時的法律書悉數提供。任志強不僅將《法學概論》這樣的理論書讀得爛熟，而且把一些相關的法律條款從頭到尾背了下來。日後任志強笑談到，是看守所的生活把他逼上了法學之路。這個情緒激動、滿嘴跑風，時不時惹出麻煩的人，竟然建構起了自己的法學思考習慣。我的知識結構與*、監獄有關

蘇小和：請描述一下你的知識結構。比如我們說楊小凱的知識結構由他的新興古典經濟學、中國憲政研究和後期的基督教終極關懷組成；吳敬璉先生的知識結構可能主要來自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理論、顧準的經驗主義，以及基於現實建設的法治的市場經濟理論描述。你的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