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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小和:他處於自由競爭中,我認為第三點也很重要。
劉曉光:對。第四點,中國恰恰需要把科技轉換成生產力,原來沒有這種載體,聯想是一個典型,所以它做到了。還有柳總的個人智慧、魅力、眼光。
蘇小和:之前你說的“頭上有青天”,你覺得柳總有沒有這個背景?我認為做這些事情是需要有人照應的。
劉曉光:他可能最後形成了一股知識的力量。
蘇小和:柳總跟我講,他這輩子做了三件事。第一,把一個傳統的國有企業改革成一個真正規範的現代企業。第二,作為一箇中國企業,他跟世界一流PC界的巨頭競爭,找到了中國企業在世界PC產業中的競爭方法。第三,他培養了一支很好的團隊。對於他個人的總結,你如何評價?
劉曉光:他找到了PC產業的競爭方法,結合中國當時市場的特點,這點確實是對的。把一個國有企業改造成一個現代化的企業,他也做到了。我覺得他做的最核心的事情,還是讓聯想出現了一套寬鬆的機制。
蘇小和:還是制度?你覺得制度才是最閃光的一點?
劉曉光:對,還是制度,凡勃倫的制度經濟學說過,“制度決定人的扭曲和變形”。
蘇小和:這也是哈耶克的一個方法論,就是“壞制度讓好人變壞人”。
劉曉光:這跟高速路一樣,如果有個高速路,你再好的車也得往裡跑,不會去別的路。如果沒有這條高速路,你今天跑這兒、明天跑那兒,來回瞎跑。
蘇小和:就會無序了。
劉曉光:對,就無序了。但這種動力機制是有序的。
蘇小和:你說的“小機率事件”這個觀點很好,我正在做這個案例。
劉曉光:是小機率事件,無法在大面積的範圍內實行。可能再過一個歷史階段,可能是20年或多少年它會成為一個常態,這跟一個民族的文化、法律制度都有很大的關係。因為西方的法律制度很詳細、很健全,“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
蘇小和:絕對是毫無商量的,那是底線。
劉曉光:《聖經》就更別提了,絕對尊重私有財產。
蘇小和:《聖經》中關於“私有財產”的內容就太多了。
劉曉光的歷史觀(8)
劉曉光:包括很形象的問題,比如“朋友妻不可欺”,都是具體事情了。
蘇小和:《聖經》是這樣講的:別人的,哪怕是一根線、一根針你都不可動,那就是別人的。
劉曉光:再比如你到了我們家的圍欄,你再擅自走進來我就開槍了。
蘇小和:西方對於私有財產保護是來自於神的美意。
劉曉光:所以我們將來需要更加形象的、具體的、有保障的機制。
有這樣一個故事,安徽蚌埠的農民扛著的扁擔不小心把火車玻璃打壞了,讓賠的時候他說不賠,為什麼?他問:咱們是不是全民所有制國家?是。火車是不是全民所有?是。我是不是這個國家的公民?是。那這塊玻璃就是我的。這是真事。所以我們關於私有財產的定義不具體、不形象。
我原來想提一個建議,後來不敢提——當年有兩千多萬工人下崗,國家給每個人四萬塊錢補償,一共八千億。我設想,能不能不給他們錢,而是把這八千億投到*、中國菸草或者中國石油這樣的企業中,每人佔有四五千股。
蘇小和:每年給他們給分紅。這讓國有企業的股東社會化了。
劉曉光:每人先分一兩千塊錢,讓他能解決第二職業的問題。其實這些股份很小,很區域性。那跟現在賣給外國人不是一樣嗎。
蘇小和:中國有個“傳統”,慈禧說“寧贈友邦,勿與家奴”,寧願給外國人,也不願給自己的老百姓。
劉曉光:張維迎提出將兩萬億美元的國家外匯儲備;拿出一半分發給民眾。實際上他是想試圖解決機制的形象化和具體化問題。
柳傳志、張瑞敏這些人應該是算作一代企業家,而像我一樣的這批人都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出來的,是在1992年1993年左右的時候,這些人有的做了私人企業,有的人做了國有股企業,有的人做了上市公司,像王石他們是上市公司,他們股權非常分散,大股東才佔10�9%。這一代企業家跟當年的民族資產階級企業家相比,條件好多了,當然在有些機制上可能不如那時候。
固有的國有企業機制目前無法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