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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

比如說1929年大蕭條時，當時並沒有這麼多的衍生產品，而且如今衍生產品產生的槓桿倍數關係和當時完全不一樣，是完全的兩個概念。用一個某某人的很成熟的虛擬經濟理論來研究虛擬經濟，這是行不通的。不管是哪個經濟學家，他們的研究都是以實體經濟為基礎，因為它有很多資料和案例模型可以參考，但是虛擬經濟沒有。包括槓桿、投行以及次債等已經發生的這些問題，曾經有過歷史嗎？因為沒有大量的歷史資料來研究它們的發展過程，所以無法預料到出現這些問題的時候是什麼樣的，不知道未來的走向如何，再創新的經濟機構對此也是什麼也不知道。

有人說美國救市的7　000億類似於中國的資產管理公司，等於它現在在向中國學這個東西，實際上以前在美國也有。應該說我們的資產管理公司是跟美國學的，但是年輕人並不知道這個事，以為他們是在學中國的資產管理。 我不是個好學生

蘇小和：可能我們學到的只是美國經濟管理的皮毛，沒學到真東西。前幾天我看見趙曉寫了一篇文章，他說美國政府對市場的干預一直都有。我聽過你很多講座，我注意到一個現象，你每次講話，只要是有準備的，都有很清晰的資料，甚至是文獻。但是蒐集文獻資料和資料的能力，不是說人們想有就有的。我也注意到，我們今天所謂的博士、博士後，在蒐集文獻和資料方面的能力大都很差，所以我特別關心你的這種能力從哪兒來的。我跟毛振華博士聊天的時候，他說：“我想做學問，但是我知道我最大的軟肋是什麼，就是我的文獻能力不夠。”他說他當時跟董輔礽老師學習的時候，總是更多地去張揚自己的觀點，很想拿出一個驚人的思想體系，可是後來發現自己的文獻、資料不夠，進而影響到了思想的支撐。大致情況下，中國高校教育出來的學者，可能都存在這方面的不足。　。。

任志強的邏輯（7）

任志強：我們的資料要靠自己去努力獲得。一個來源是我有自己的研究機構。我們在2003年的時候就發現中國出臺的一些調控政策不太對頭，但不太對頭的原因在哪兒？我們並不知道，只是感覺這種調控是錯的。所以我們就聯合了幾個企業，每年動用一百萬去做了一個專門的研究機構，專門來研究房地產的資料。到現在為止，我們已經做了四五年了，積累下來的歷史資料就很多。我們大概先後在三十多個省、各個學校、國外的一些圖書館，甚至統計局，把歷史的資料和前沿的資料都做了大量記錄。從房地產行業來說，我敢說到目前為止，中國最系統的資料研究機構是我們的。這是一部分資料來源。

第二個來源是我們和很多資料單位進行了合作，比如說一些研究所、宏觀論壇等。這些單位跟我們有長期合同，有些是用資料和資料進行交換獲得。我們也從網上查很多報告，比如央行的報告。只要是關注這些資料，就總會有辦法去找到。

蘇小和：你是從“*”過來的，你也知道“*”是造反喊口號，中國人當時大多都是這樣子的，很輕易地去行動、去表達、去造反、去破壞。很少有人謹慎地思考，謹慎地說出。我關心的是，你後面的這種思考方法是從哪兒來的？

任志強：我們的想法恰恰是從“*”來的。“*”讓我們有很多教訓，那時候很盲從。我們經過這些盲從以後，才發現不能盲從，我們開始倒過來說，我們必須有資料做支撐來進行研究。特別是學完法律以後，就會要求所有東西必須有根，法律最講究證據。我的證據是什麼？我的資料就變成法律上的證據，要研究問題、分析問題的時候必須從根兒上抓。我們經歷“*”以後，就不會再按照*的思路了，我們後來會倒過來想問題。

蘇小和：這其實是一種對自己的否定和重構，是一個很清晰的反思過程，做到這一點非常不容易，很多人一輩子都在矇昧之中。你這個學習的過程大概是什麼樣子？

任志強：我學習的過程最主要是在我蹲監獄的那一年多時間裡。那時叫看守所，1985年的時候。我後來被無罪釋放了。那個時候在看守所裡只能看法律的書，不提供其他的書，因為大家要辯護，要請律師，所以他給你提供法學書。我那個時候基本上可以把《法學概論》從頭到尾背下來，因為一年多的時間就看兩本書，沒有其他的書。當然現在我可能已經忘得差不多了，但是根子上的東西存在腦子裡了。後來我就又在中國人民大學讀了個研究生。

蘇小和：人民大學學習花了多長時間？

任志強：實際上我學習的時間很多，但聽課的時間很少。我大概自己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