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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毛人鳳作古，連情報局的障礙，都消弭於無形。

內部情況，吳國楨大鬧一陣，很使蔣先生在美國顏面無光。吳畢竟在太平洋的另一邊，於實際政治，已經絕緣。省府主席俞鴻鈞的後任，是比俞更聽話的嚴家淦，經國得心應手，儘可高奏凱歌。

唯一能稱為政治勢力的，剩下陳誠副總統。陳有野心，又是經國的父執輩，對太子並不輕易就範，以他過去的資歷，現有的功勞聲望，遠非經國所可匹敵。但除非蔣先生突然歸天，陳依憲法規定遞補，經國認輸。陳成功的偶數，非常渺小，一為年齡的懸殊，陳五十七，經國四十五，相差十二歲，時間對陳不利；二為陳的健康，患嚴重胃疾，早不堪繁劇。相對地，蔣先生精力過人，在生命接力賽中，冠軍在望。

敵人相繼潰不成軍，只剩下時任參謀長的孫立人將軍。孫如不除，芒刺在背，可能構成蔣政權潛在的威脅。且孫與吳的情況迥異，孫是武將，雖被解除兵權，在總統府坐冷板凳，但他過去帶過兵，羽翼尚在。

我們先把焦點對準孫立人，將孫的出身和蔣的關係，作一交代，再回到事件的本身。

孫立人，原籍安徽舒城，清華畢業，保送赴美，進入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學，獲工程學士學位，轉入弗吉尼亞軍校（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Vtni）　＇12＇和美國的喬治·馬歇爾元帥（George　Marshal）是先後期同學。畢業歸國，入黨務學校任軍訓隊長，後調“陸海空軍總司令部侍衛總隊”任副總隊長。宋子文成立“稅務警察總團”，邀孫出任該團“特種兵團團長”。

“八一三”淞滬戰事，孫的稅警第四團，參予是役，在溫藻濱＇13＇中彈負傷，送香港養和醫院醫治。“新稅警總團”在長沙成立，孫重任團長，後調貴州都勻駐防。

一九四O年十一月，稅警團改編為新三十八師，孫任師長，翌年遠征緬甸。滇緬戰役中，仁安羌解救英軍，打通雷多公路，反攻緬北，被譽為“東方的隆美爾”，獲英國皇家勳章。

緬北戰爭獲勝，升任新一軍軍長，抗戰勝利後奉調東北，曾任第四綏靖區長官兼長春警備司令。四平、長春之役後，因與東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意見不合，解除兵權，隻身南下。

孫離開東北，心情抑鬱，意興闌珊，最不甘心的，是受黃埔系的排擠欺壓，不久調臺，任編練司令，負責

新兵訓練。大陸淪陷，蔣重整旗鼓，申“明恥教戰”的決心，且為了爭取美援，確保臺澎湖，打出孫立人這張己冷藏的王牌。一九四九年，任命孫為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兼臺灣防衛司令。第二年三月擢升陸軍總司令兼保衛總司令，一九五一年晉升陸軍二級上將。

孫立人的處境，自美學成歸國那天起，的確備嘗嫉妒傾軋之苦。國軍將領中，有留日派、保定和黃埔系，惟留學英、美，形單影隻。假使，不是宋子文成立稅警團，孫立人可能畢生從事軍事訓練，斯人憔悴，沒有和盟軍並肩作戰的機會，孫亦不可能脫穎而出，中外馳名。那位西點軍校出身的溫應星將軍，當了一陣稅警團長，即消聲匿跡，五十年代，參加香港的第三勢力，和蔣先生隔海對抗，就是最好的例子。

孫的學識，卓越超群，這在中國的特殊情況下，變成他的負數（liability）。蔣在一九四0年前，不讓孫入野戰軍，帶兵作戰，多半基於現實形勢的考慮。這一點，我們要承認，蔣作為最高領袖，權衡人事的綜合平衡，有其過人之處。

據一位跟過孫多年的老部下說：“孫是個非常優秀的帶兵官，但是位很壞的領袖。”＇14＇講人際關係，和他的同輩，幾乎沒有人可以和得來。任陸軍總司令期間，每週軍事彙報，從來未準時出席，其理由非常可笑：“他不願意向周至柔總長敬禮，遲到能避免，因為，總統已在場。”＇15＇

孫之傲慢，固有其理由，主要看不起他的一些同僚，認為他自己鶴立雞群。也可能當時的情勢，特別美國恢復軍事援華後，製造他“非我莫屬”的優越感。誠然，孫有學識，也有戰功，是蔣的愛將，美軍的寵兒，但孫是臺灣整體裡的個體，不能與人和衷共處，就會孤立無援，且遭致群體的打擊。《孫立人在臺兵變經過》一文，有如下生動的描述：

“當陳誠任行政院長、周至柔任參謀總長、王叔銘任空軍總司令、桂永清任海軍總司令時，屢當蔣介石召開會議時，陸軍總司令提出的問題或意見，總是遭到了三票對一票的否決，有時弄得蔣介石亦左右為難。例如空軍與海軍提出，在防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