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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老師，美國對新的俄羅斯政權教授了市場經濟的課程，也幫助她們從計劃經濟轉型到開放的市場經濟。但是結果卻差強人意：在解體10年後，俄羅斯的經濟幾乎陷入崩潰。在沒有考慮社會和經濟條件的情況下，盲目地照搬所謂通用的模式，只能讓俄羅斯的經濟雪上加霜。

而隔壁的中國則相信：實踐勝於理論。她選擇了和俄羅斯截然相反的發展道路：先循序漸進地發展一部分市場經濟，謹慎地從中找到發展過程中不合理和欠考慮的問題並加以改正。這一方法十分恰當，改革開放29年後，即2007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第二大國。其全年國民生產總值已經達到了萬億美元，遠高於日本（萬億美元）。目前只比美國（萬億美元）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相關資料，載《世界經濟展望》2007年。。改革開放的前幾年，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密切關注著中國如此特別的經濟增長模式。他們發現這對西方國家企業拓展市場大有裨益，紛紛到中國投資建廠。在對中國經濟和商貿發展有利的前提下，中國逐漸開啟了國門，而美國人則為此取名“open　door　policy”。隨著改革開放一步步加深，也出現了許多意想不到的經濟增長：中國用剩餘的資金和優惠的政策支援大型國有企業，投入到再發展和海外投資上。目前涉及的產業包括能源和自然資源，將來還會逐步向各類工業、資訊家電、自動化及紡織等產業推進。這一戰略決策大大推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一些大型西方國家集團也發覺：中國每年都會從歐洲和美國手中搶到更多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的訂單。

令其不快的是，中國已經涉足很多西方世界固有的勢力範圍，這已經影響到後者的市場運營全域性。在忍受了世界銀行和國際國幣基金組織近10餘年的市場強制政策和控制之後，中國發展了獨特的不規則的經濟模式，但卻成就了卓越的經濟業績。誠然，這是一個異常艱苦的過程。中國經歷了很多困難，同時也頂住了西方國家的政治壓力，完全靠自己的奮鬥、正確的決策及務實的態度屹立於東方。“到中國發展”的吸引力變得越來越強，而且也成了挑戰稱霸兩個世紀的西方國家權威的代名詞。

這種威脅也表現在：一些西方人認為對未來的前景展望可以命名為“北京共識”，而過去的前景展望則叫做“華盛頓共識”，因為美國對全世界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威脅來自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這不同於日本在幾十年中的快速發展。事實上，日本的騰飛並沒有對西方的統治地位構成全域性性的危險，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東京並沒有表現出很強的政治和外交慾望，她的政治色彩和西方國家是相同的；其次，美國認為日本的自然資源不是很豐富，屬於以防禦為主的國家，應對這個群島國給予保護和扶持。當然，美國為了迫使日本接受其經濟制度，隨後又出臺了一些對日本的經濟限制的政策。例如1997年，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日本高調拋售了美金儲備，導致美國不得不對其採取一些防範措施。日本政府則是採取了一貫服從的態度。在1985年9月，東京不得不接受美元兌換日元和德國馬克的貨幣貶值。這是個不合理的經濟政策，結果導致日本十幾年的經濟衰退。而在中國，情況則不同，西方勢力強制中國政府接受對本國不利政策這一手段，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例如人民幣升值）。由於中國軍事力量較強，不必屈服於美國的高壓政策；同時，中國的經濟也能夠影響世界經濟（中國在2007年的經濟增長達到世界總增長份額的35％，而美國只有5％，和歐盟差不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相關資料，載《世界經濟展望》2007年。）；中國對國際事務的干預影響也越來越大（例如在北朝鮮、伊朗核問題、達爾富爾等國際爭端）；她也能夠應付不法鬧事分子的恐怖活動，同時延緩外來的經濟、政治因素對中國的影響，並提出更好的戰略發展方向。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中國威脅論”（2）

中國的綜合國力增強了，強到能夠影響西方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日本就提出了“*”。事實上，不管是一些衝突，還是中國的綜合國力呈直線上升，這些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麻煩”不能完全被西方國家掌控。美國和歐洲國家為約束中國而頒佈的一些新的規則也不能被中國所接受。同時，中國對國際事務的干預力度也在逐漸加強，不會輕易附和西方決策國的意見，甚至還會做出相反的政治表態。從19世紀初期開始，如何完善世界發展的體制一般由一些西方權威輪流指導，一些歐洲的思想家（如戈比諾和休斯頓·張伯倫）還對此進行論證研究。當然，在歐洲還有很多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