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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下一身的病根折磨了她一輩子。我家尚如此，很多老實巴交、沒有外援的農民就沒有這麼幸運了。鑑於大饑荒年代的慘痛教訓，八十年代我們家狀況好轉後，我母親拼命積攢全國糧票，到九十年代初已經積攢了二千多斤，可惜國家糧改取消票證供應以後都作廢了。

一九六○年夏天以後，我的大姨父當上了單位食堂的炊事員，在單位基本上可以吃飽，偶爾還可以往家裡帶一個饅頭。食堂里老鼠比較多，經常會把面袋咬破。單位就讓大姨父把面袋拿回家裡縫補，縫一個破損小一些的面袋掙半分錢，破損嚴重的則是一分錢。那個時候人窮，半分錢也是錢。由於糧食緊張，面袋都被掃得乾乾淨淨的，但等大姨父把面袋拿回來給大姨縫補時，二人驚喜地發現面袋上還是多少沾著一點點面。等到仔細用刷子掃完以後，一個袋子居然掃了半個火柴盒面；四五個面袋就有兩個火柴盒那麼大。不要小看這兩個火柴盒的面，在大饑荒的歲月裡，關鍵時刻就可能救活一個生命。

俗話說積少成多，自從大姨家有了這個額外的糧食來源之後，每天都可以多存下二三兩面，糧食情況稍稍好轉。因此，大姨兩口子趕緊把正在掙扎在死亡線上的自己的父母親人輪流接到鄭州補充一點營養。外婆到鄭州時，母親就跟著外婆一起到大姨那裡求活。外婆當時浮腫病很重，不能行動，我母親就在大人上班時帶著大姨的兩個孩子在街上轉悠。令人奇怪的是，儘管老百姓大批餓死，一些地方還出現了人吃人的慘劇，但鄭州街上的飯館還在營業，櫥窗裡掛滿燒雞、滷肉等食品，也時常有一些衣著整齊的人在裡面吃飯喝酒。三個飢腸轆轆、衣衫襤褸的孩子，總是站在櫥窗外面，看著那令人垂涎的食物，久久不肯離去。

飢餓促使了農民向外逃亡。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盛傳新疆在招工，可以吃飽，於是很多農民背井離鄉向新疆逃亡。由於當時不許農民自由流動，所有出逃的農民被叫做“流竄犯”，民兵、民警處處設防，捕捉著逃亡的農民。可是奇怪的是，內地圍追堵截，新疆烏魯木齊火車站外卻擠滿了招工的單位，農民只要一下火車，就有人熱情地問想不想參加工作。等報了名，招工的人立刻端上饅頭、稀飯先讓這個幸運兒飽餐一頓，之後就成了全民所有制工人或軍墾戰士。真的有人在新疆參加了工作，還回家捎來了寶貴的糧食、糧票。半真半假的傳言給了人們以希望，大量的農民開始逃亡，少數成功了，大部分被堵截回來了，也有很多因為飢餓和寒冷倒斃在途中、倒斃在貨車車廂裡。當時我母親十一歲，外婆也開始為她準備行裝讓她逃亡，後來因為一九六二年麥收後饑荒緩解沒有走成。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三章　人間“天堂”（1958～1965）　三、“吹口琴”

一九五九年秋天以後，糧食一天比一天緊張了。我父親勞改所在的新河農場供應比農村要好的多，但還是飢餓難忍。新河農場有一個用甘蔗作原料的製糖作坊，農場領導很明顯地偏袒這些“犯人”，輪流讓他們到農場的製糖作坊“勞動”，實際上是讓他們補充營養。為此，很多人吃壞了牙齒但保住了性命。很多人也賣掉了自己的衣服、手錶等財產換糧食吃。

腹中空空，人們就懷念起以前能吃飽的日子來。每天到了晚上，犯人們就說起以前吃過什麼好東西，搞精神會餐。一天晚上，一個犯人繪聲繪色地說，自己從前吃過滿滿一飯盒紅燒肉，紅燒肉作成醬色，一開啟一股肉香迎面撲來。說到這裡，他說不下去了，連忙嚥了兩口涎水，所有的聽眾也聽得直想流口水。

當時農場裡種著甘蔗和玉米，按道理是不許隨便吃的。但是犯人們都很餓，總是琢磨著偷玉米和甘蔗吃。因為怕被管教幹部發現，大家發明了一個暗號：管吃玉米叫“吹口琴”，管吃甘蔗叫“吹笛子”。一到晚上，犯人們就三三兩兩地湊到一起，說：“走，吹口琴去”，或者說，“走，吹笛子去”。當時我的父親就總是“吹笛子”，結果把牙吃壞了，一輩子總是牙疼。

那時全國到處餓死人，上面總算認識到了吃飽肚子的重要性，於是提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生產是基礎的基礎”。玉米要生火烤熟了再吃，有一個犯人每次吃烤玉米時，總是啃上一口，說一句：“唔，基礎的基礎”，再啃上一口，再說一句：“唔，基礎的基礎”。每到傍晚以後，農場的玉米地裡總是這裡一柱青煙，那裡一堆篝火，都是犯人們在烤玉米吃。農場的管教幹部都還不錯，明明能夠看見那些炊煙和火光，但總是裝聾作啞。

實際上，我母親所在的豫北和我父親勞改所在的豫西，饑荒狀況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