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部分(第1/4 頁)

到大城市，剛從小縣城出來，覺得三層樓都算高樓大廈的我，一下汽車，數著迎澤大街上十三層高的“雲山飯店”，眼都花了。小孩子不懂大人之間的事，因此也沒有為吳伯伯的去世難過。後來，父母領著我們上街給我和姐姐每人買了一套新衣服，當時體驗到的那種興奮和快樂，真使我終生難忘。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七章　黃金時代（1984～1987）　三、外婆去世

到了一九八四年，我們家裡生活條件明顯好了很多，基本上已經不再吃玉米、高粱了，天天吃上了白麵、大米，也經常有肉吃了。就在這個時候，老家的舅舅來了信，說外婆病重了。我的母親接到信以後，決定回家看看，同時把外公、外婆接到我們家來享享清福，他們算是苦了一輩子。

我的外婆是一個非常慈祥和善良的人，不但勤勞節儉，而且對後輩和親人非常無私。前面提到過，在“糧食關”時期，為了讓外公能夠活下去，她把自己本來就少得可憐的食物還要勻出一份來給外公，自己卻險些餓死，這在當時村子裡是少見的。相比我的祖母只要來信就向子女要錢，而我的外婆無論生活多艱難，從來也不主動向子女開口。在我在滑縣老家住期間，儘管條件很艱苦，但凡是收到子女孝敬的點心、糖果等東西，外婆都自己捨不得吃，全部給了我和姐姐。以至於年少不懂事的我都養成了習慣，有一次外婆嚐了一口味道，我竟然說：“姥姥，怎麼偷吃我的點心哪？”外婆對我的疼愛，對我的一生人格的形成影響巨大。

我前面提到過，我的舅媽好吃懶做，心地不善，作風輕浮。我的舅舅與舅媽是大躍進時結婚的。舅媽年輕時長的還不錯，當時我的舅舅在河南信陽一家工廠上班，到了該娶媳婦的年齡，就有媒人介紹認識了我舅媽。舅舅在匆忙中見過舅媽後覺得還可以，二人就結婚了，幾天之後舅舅就回信陽上班去了。但是逐漸地舅舅就發現了舅媽的缺點，於是產生了離婚念頭。無奈那時政治空氣越來越濃，舅媽仗著自己是貧農成分，找村幹部告狀。村幹部就嚇唬我的外公外婆，地主份子要是膽敢把貧下中農踹了，那就等好吧。外婆本來也很厭惡舅媽，但一聽這話，又驚又怕，只得趕緊勸舅舅不要離婚，並且在家把舅媽當神仙伺候著。舅舅早對舅媽厭惡透頂，見離婚也不成，索性連家都不願意回。

文革期間外公外婆捱整時，心地不善的舅媽不但沒有給兩位老人以任何安慰，反而落井下石，對兩老人頤指氣使，甚至還在家裡批鬥二位老人。外公外婆在外面捱了鬥，回家還要受舅媽的氣。外公這人感情比較麻木，不會多想；但外婆卻是個心細之人，於是天天自己生悶氣。後來舅媽生了三個兒子，其中一個因照管不善而導致後天痴呆。舅媽根本不親孩子，全部推給外婆一人。

一九八○年，舅舅因工傷致殘退休回家，看到舅媽更是厭惡，便怪罪外婆當年不該反對二人離婚。舅舅因婚姻不幸而常年心裡鬱悶，脾氣暴躁，自然少不了跟外婆生氣。外婆一連幾十年處於被欺侮、被壓制的地位，負擔又重，此時兒子也不理解自己，更是有苦說不出，終於積怨成病、積勞成疾。加之本來就有肝炎，故而來我家以前就得了肝硬化。當我的母親回到老家時，外婆已經不能行走，腹水使她的肚子腫得象一口大鍋。我的母親在聽到醫生說，外婆只剩下幾個月的生命時，為了能讓外婆能夠享些福，硬是把外婆從老家背了回來。肝硬化的晚期，是一種非常痛苦的疾病，但是外婆來到我們家以後表現得很堅強，每次我們與她在一起，她都慈祥地微笑著，忍著痛。

太谷縣的醫院已沒有辦法了，我的母親就懷著一線希望就帶她到地區醫院，省城醫院去；省城大醫院沒辦法，我的母親就四處打聽偏方，經常是一聽到有什麼訊息就連夜租個拖拉機去山裡、農村尋找；聽說有一種遠紅外治療儀有些效果，我的母親就趕緊買回家一臺。然而為時已晚，外婆的病早已成為不治之症，這一切努力都沒有效果。

我的母親只好天天買一些大魚大肉給外婆做著吃。然而，外婆由於肝功能的原因，也總是吃不了幾口。有一天，外婆對我說想吃山楂做的糖葫蘆，我就上街去買，當時太谷縣做小生意的人還比較少，賣糖葫蘆的更少。我在城內轉了整整一個上午，偏偏市面上沒有賣山楂糖葫蘆的，只好買了一串跟山楂味道完全不一樣的“秋海棠”做的糖葫蘆。儘管不遂其意，但外婆仍然誇我，說這個外孫孝順。

即便是疼痛異常，外婆也從不在我們面前顯露，硬挺著跟我們過了一個春節和元宵。元宵節過後，外婆也自感來日無多，於是催促著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