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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中國工人也眼紅印巴人，請求別人出去玩時把自己帶上，印巴工人對中國工人比較友好，也就答應了。可是後來這事被隨行的“領導”和政工幹部發覺了，於是警告印巴方面：“如果出了事，你們要負政治責任！”。後來中國工人在跟車時，人家就不讓了，說“你們領導說過，要負政治責任，你們中國，政治責任太這個——”說完，伸出大拇指。後來，中國工人居住地圍上了鐵絲網，進出都要經領導同意，於是中國工人也被外國人譏諷為“圍在豬圈裡的矮腳豬”。

幹部的特殊化此時已是愈演愈烈。那些帶隊的“領導”為了經常能搭乘飛機回國探親，就常常從國內空運去糧食和副食。伊拉克氣候乾旱，蔬菜昂貴，幹部們不願意買蔬菜給工人吃，於是在伊拉克那一段時間，中國工人的伙食幾乎天天是粉條，都是國內空運去的。由於長期缺維生素有許多工人爛嘴，也有一些得了壞血癥，後來就發維生素片。工人們吃粉條都吃怕了，於是有很多人偷偷到印巴工人和西方工程技術人員宿舍周圍的垃圾堆和廁所裡，尋找別人丟棄的爛菜葉、過期罐頭當美味吃。

政工幹部和帶隊的“領導”都是全脫產的，成天忙著教育工人要“防止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的腐蝕。他們的行徑，也引起了工地西方包工頭的不滿，有一天，一名西德工頭來到中國工人宿舍，大聲訓斥“領導”們，大意說我需要幹活的人，不需要看門的狗之類。中國的幹部們個個誠惶誠恐地賠笑臉，直到西德工頭怒氣衝衝地離去。後來，一個工人因為不滿一個日本監工的汙辱，就和那日本人打架，打得那日本監工下巴脫落，因此那工人被記了處分後強行遣送回國。

當時去伊拉克的有許多工人黨員、共青團員和積極分子，這些人原先都懷著滿腔熱血，準備去解放“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受壓迫人民”、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可是經歷了這一切以後個個都變得異常消沉。我父親在宣傳隊時的同事陳××，原先是工人黨員、基幹民兵，政治表現很是積極，可自從伊拉克回來以後，他比誰都要萎靡。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八、審判“四人幫”

一九八○年冬天，電視裡播放了《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系列節目。那是長達七十七天的審判，從一九八○年的十一月底一直持續到過春節前夕。當時我正在放寒假，所以後來的那些審判過程和宣判大會我都看了，看到了人們恨得咬牙切齒、千夫所指的“王、張、江、姚”。當時我還是小孩子，也沒有什麼政治觀，只是看熱鬧。只記得張春橋特別硬，從頭至尾板著個臉一言不發；江青特別刁蠻，時而眉飛色舞，時而捶胸頓足，一副標準的戲子面孔；王洪文則垂頭喪氣，有問必答，以至於我都覺得他“挺好”的；而在十幾年前寫出殺氣騰騰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棍姚文元，此時早已沒有了當年那股銳氣，瞪著一雙金魚眼，把什麼責任都往別人身上推。

“多行不義必自斃。”這些昔日八面威風、不可一世，動動嘴皮子就可以置人以死地的大人物們，此時卻作為階下囚站在被告席上，渾身哆嗦地等候著別人的判決，難道這不是報應嗎？透過電視，我還看到王光美控訴“四人幫”罪行時那悲痛欲絕的情景。當時我很奇怪，當時一直說毛主席他老人家是偉大領袖，如何如何偉大光榮正確，可為啥他身邊老出壞人？老是好人受冤枉、受迫害？為啥他老人家一逝世這些壞人就被抓起來了？難道“四人幫”幹這些壞事時，他老人家不知道？他老人家不是據說能“洞察一切”嗎？

最後，當審判長宣佈：“判處罪犯江青死刑……”（人們沒來得及聽到“緩期兩年執行”）時，我們家所在的鐵Z局家屬院立即響起了“劈劈啪啪”的鞭炮聲和歡呼聲，還有敲臉盆、水桶的聲音。經歷了長期浩劫的人們，終於揚眉吐氣，盡情發洩他們對“四人幫”和封建法西斯暴政的不滿和憎恨。

一九八一年春天的一天，我們的班主任老師笑眯眯地來到教室，站在講桌上，把教室黑板上方牆上的“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和“英明領袖華主席”的肖像摘了下來，捲成一個小卷往腋下里一夾就走了，什麼都沒對我們說。我們小孩子不懂政治，也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後來我在作文裡寫了句“毛主席永遠都會活在我們少先隊員的心裡”之類的套話，班主任老師把我叫去說：“以後這樣的句子就不要寫了。”於是，我就不再這麼寫了。

也就從那個時候開始，我經常在垃圾堆上、上學路上看到一些毛澤東的畫像，或髒兮兮，或殘破不堪，人們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