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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剛到家，就看到我們的鄰居，技校的苗校長他們兩口子面色蒼白地被一群造反派押著從大院裡出來。苗校長夫妻是解放前的地下黨，當時國民黨半夜派人抓他，事先有內線來送信，在國民黨兵來之前，他先在村裡街上朝天放了兩槍，大聲喊道：“鄉親們，我苗××走了！但我還會回來的！我老孃和孩子還在家裡，拜託大家照顧一下，誰要是敢動他們一指頭，休怪我苗××回來以後不客氣！”就這麼一個有傳奇色彩的老革命，也居然成了革命物件，真不知道這算是哪家的革命。不過，那次批鬥苗校長是陪鬥，喊了幾句“打倒走資派的孝子賢孫苗××”之後就把他給放回來了，沒怎麼著他。

採取“文革”的方式解決某些問題倒是來得很快，特別是針對現在各級政府都頭疼的“拆遷”問題。五十年代末鄭州市文化路在擴建時，有一家釘子戶特別難說話，無論好說歹說也不肯搬走。後來政府給他家蓋了一處新院子、新瓦房，在當時來說標準已經算非常高了，但那家人還是不肯搬走。於是，寬寬的文化路走到他們家那裡就窄了一倍。就這麼著從五十年代末一直拖到文革，一天中午突然來了一隊紅衛兵，二話不說就動手拆房子，半天工夫就把他家夷為平地。可憐那家子人，連傢俱也沒搶救出來。

在鄭州時，我們家住的大雜院隔壁就是一個農業研究所的家屬樓，一樓住著一對科研人員。那家的孩子當時大約二、十三歲，是個兒子，大大的眼睛，雙眼皮，喜歡養小動物。後來他養的一隻兔子可能是被誰偷走了，還在陽臺上用粉筆寫了“偷兔賊，不得好死”幾個字。文革開始後不久，那家好長時間見不到人。開始我父親還以為他們回老家了，後來才得知，那家兩口子都被打倒後關牛棚了，留下那個孩子自己獨自在家。一天晚上，那個孩子用電線纏住自己的雙腳，觸電自殺了。父親又經過那棟家屬樓時，看到“偷兔賊，不得好死”那幾個粉筆字依稀還在。

一九六七年春節前後，我父親還見過一回鄭州郊區貧下中農的一次“革命遊行”。那時鄭州郊區的貧下中農都還窮得叮噹響，大冬天的連一件內衣都沒有，人人赤身穿著落滿補丁的破棉襖。那天正是雪後初晴，天氣非常冷，那些貧下中農舉著標語，一個個凍得縮著脖子，渾身哆哆嗦嗦地在街上走著。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瘋狂國度（1966～1971）　八、文革三國志

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有自己的一個突出特點，那就是從控訴“大躍進”和“信陽事件”搞起來的。在“大躍進”和“糧食關”期間，河南的領導人吳芝圃“左”得出奇，給河南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老百姓痛在身上、恨在心裡。其實，無論是河南的吳芝圃，四川的李井泉，上海的柯慶施，其“左”得出奇，根源都在上面。上面本來就需要忠實的、不具有任何獨立思考的執行者，敢直言說真話的幹部，如同彭德懷、周小舟之類，在雙輪雙鏵犁事件、反右派、反右傾等一浪接一浪的運動中，早就反掉了。因此，河南人從對毛澤東的迷信出發，把那些不堪回首的記憶歸咎於吳芝圃，等河南造反派一起來，就把當時已調到廣東的吳芝圃給揪了回來，也算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鄭州最早的造反派組織是鄭州大學裡出來的，叫“鄭大聯委”，得到了當時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勳的支援，其頭頭就是在文革時期河南省大名鼎鼎、家喻戶曉的黨言川。“鄭大聯委”聯合了河南全境的大大小小七十多個造反組織，成立了“二七公社派”。劉建勳調走以後，代理省委書記文敏生反對“二七公社派”，一度把黨言川等“二七公社派”頭頭們給抓了起來。文革初期我的父親尚在大興安嶺，對鄭州幾個造反派分分合合的過程不太清楚，也懶得打聽。但人處在那個大背景下，每天耳濡目染，也還是略知一二。反正到了一九六七年，鄭州三大造反組織的形勢有點像“三國志”：二七公社、河南造總、十大總部三足鼎立，後二者在河南省軍區的支援下常常聯合起來對付二七公社。當時的鄭州市已被三者攪得地覆天翻、烏煙瘴氣了，經常有武鬥事件發生。特別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到八月之間，二七公社、十大總部之間武鬥最為頻繁慘烈。

從五月初開始，“十大總部”就派人將“二七公社”的人圍困在一棟大樓內，斷水斷電，日夜攻打。可樓內的“二七公社”的人早就森嚴壁壘，堅守不出。外面“十大總部”的人攻不上去，就用吊車吊了一個火車輪子，硬是把大樓撞塌。一開始讓吊車主司機撞樓，主司機是個老工人，知道這事的分量，於是他拒絕了。　“十大總部”的造反派打了他一頓，並高唱“革命的站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