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部分(第1/4 頁)

，加入了“鐵八師”。短短三個月裡，“鐵八師”的成員竟然擴大到四百多人，已經不再是一個小組織了。此時，“工紅總”的頭頭們有些坐不住了，私下約我父親談判，要求聯合。我的父親成立“鐵八師”的唯一原因就是自保，此時見目的已經完全達到，就順水推舟將“鐵八師”併入“工紅總”。二者實現大聯合之後，成立了新的造反組織“五一一公社”，我父親只當一名普通成員，繼續過他的逍遙生活去了。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瘋狂國度（1966～1971）　六、亂世景象

高高在上的統治者不知道出於什麼目的，不斷挑撥老百姓之間互相仇視與殺戮，公然提出：“好人打好人，誤會；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反動”的口號，重複著“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的語錄，給廣泛使用暴力找到了理論根據。“文鬥”很快成為過去，漸漸地武鬥盛行起來。開始是用木棒鐵棍，後來發展到大刀長矛，後來就自制土槍土炮，最後發展到真槍實彈，越來越血腥。在一九六七年春末武鬥第一次打死人之後，單位陷入了徹底的無政府狀態，局面非常混亂。我父親感覺不能再在單位待了，於是跑回了鄭州。雖然鄭州也不是什麼太平天下，但畢竟待在家裡感覺要安全一些。

當時鄭州市有三個比較大的造反組織形成鼎足之勢：第一個叫“河南造反總司令部”，簡稱“河造總”，主要由機關幹部組成，代表文化大革命前的既得利益者，相對比較穩健保守；第二個叫“十大總部”，主要由工人、警察組成，據說後臺是武漢的“百萬雄師”，十分惡毒，特別熱衷於武鬥；第三個是“河南二七公社”，主要成員來自部分工人、郊區農民、街頭商販、無業遊民等，他們把“文革”看成自己翻身的機會；由於其成分複雜，又由七十多個大小組織合併而成，所以河南民間有“二七公社大雜燴、牛鬼蛇神排成隊”之說。

父親回到鄭州時，恰逢三個造反組織劍拔弩張之際。那天晚上一出火車站，就碰到幾個戴柳條盔的人攔住他問：“你支不支援‘二七公社’”？當時被人這樣問是十分危險的，因為你不知道對方是二七公社的人還是十大總部的，或者是跟這兩個組織都對立的其他什麼組織的。萬一答錯了往往會遭到一頓暴打，甚至是殺身之禍。幸虧我父親經歷過“反右”，政治經驗已經算比較豐富了，因此靈機一動掏出了帶在身上的工會會員證。父親的工會會員證還是在大興安嶺時發的，上面有漢文也有蒙文。我父親指著會員證上的蒙文對造反派們說：你看，我在邊疆工作，對咱們鄭州的革命形勢不太瞭解，能不能給我介紹一下？

幾個戴柳條盔的人一聽，也變得客氣起來。原來他們是“十大總部”的，於是跟父親講了“十大總部”如何如何好，“二七公社”如何如何壞的話。我父親耐著性子聽完，當即表態堅決站在“十大總部”的革命立場。末了，這幫人還握住父親的手，自做多情地說：“保重啊，戰友！現在敵人大搞白色恐怖，我們一定要與他們血戰到底！”我父親心中暗笑，但也只得裝模作樣地道了聲珍重，也就脫身了。此後幾個月裡，我父親在鄭州街上曾多次遇到類似的盤查，均用該計對付，屢試不爽。

當時的鄭州已是一片混亂。如果說，宋代畫家張擇端的名作《清明上河圖》描繪了當時開封城的繁華景象的話，那麼就當時鄭州市的混亂景象也完全可以畫一幅《鄭州文革圖》，定能成為傳世經典之作。一出火車站，我父親就看到站前廣場上擠滿了賣各種小吃的商販。當時各個單位都陷於癱瘓，結果意外地導致了對“資本主義尾巴”管理的放鬆，很多在“大躍進”以後已經絕跡的風味小吃此時都復甦興盛起來：炒涼粉、糊辣湯、羊雙腸、羊肉燴麵都出來了，都集中在火車站擺攤。整個站前廣場熙熙攘攘，顯得熱鬧非凡。離火車站不遠，是鄭州的政治中心——二七廣場，在那裡各造反組織擺起擂臺，宣傳車開來開去，高音喇叭此起彼伏。遠遠聽去，各種噪音混雜在一起如同夏日池塘裡的青蛙聚在一堆呱呱叫喚。單位大的開著汽車宣傳，有些小單位沒汽車，但也講究革命精神，派個男的拉個架子車，女的坐在上面念稿子。再往遠，造反派的打手們頭戴柳條盔、手持大刀長矛，還有人手持衝鋒槍站在汽車上耀武揚威，一個個面相兇惡、不可一世。另外一些造反派則開著搶來的小轎車招搖過市，有些車已經被砸得不像樣子了：外殼癟了、車窗沒了、喇叭壞了、車燈滅了，居然也能湊合著開。車上的造反派們打個手電筒充當車燈，用木棍“噹噹”敲擊車門，嘴裡喊著“讓開讓開”替代喇叭。那時流行的保健方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