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部分(第3/4 頁)

說就掏出一百一十塊給了馬葵。等那個美女走遠，馬葵把嘴一撇，罵道：“呸！瞧她穿的那個騷樣，肯定是個賣粉的（「注」太原人對賣淫婦女的俗稱）。買了老孃的項鍊，也不知道戴著它去上哪個糟老頭子的床。”

馬葵做這些勾當時，我也坐在邊上。看到那些老實的農村人辛辛苦苦掙來的錢，被馬葵這樣的人敲詐哭著離開的時候，心裡很不是滋味。但無奈人家是地頭蛇，我們寄人籬下，惹不起。馬葵她們幾個在沒生意的時候，也跟我們嘮嘮家常。聽說我是大學生，也非常羨慕。馬葵說，自己也知道坑人是傷天害理的，但是沒辦法，男人有病，孩子上學，還有老人，自己又沒個工作，不坑人騙錢這日子可怎麼過？我聽了她這番話，對她的惡感也就散去了不少。

不過從馬葵那裡我學到了不少東西，一是不貪小便宜。馬葵的黑店，就是“貪小便宜吃大虧”的生動教材。後來九七年我到北京出差時，清晨出了火車站往軍事博物館走時就碰到兩個騙子：一個從我前邊跑過，丟下一個鼓鼓囊囊的錢包；另一個跟在後面撿起來，對我說哎呀這是錢呀，咱倆把它分了吧。我一聽就知道是騙子，就冷笑著對他說，這錢是你撿的，都歸你，我不要。那兩個騙子一聽，頓時傻在那裡了。從馬葵那學到的另一個教益就是辨證地看待人，即便是馬葵這樣看起來十惡不赦的人，多多少少也還是有點人性的。

鐘樓街作為繁華的商業區，人來人往的，所以小偷特別多，警察也多。小偷跟警察，實際上是互為依存的關係，往往還都是熟人。我們那個商店，就經常有值勤的警察來要水喝，或者坐一會兒抽支菸；也經常有得手的小偷來數錢。有一天外面有一個穿得不錯得女人錢包被偷了，大概損失挺慘的，那女的就趴在雪地上打著滾號啕大哭，偷她錢包的小偷就躲在我們商店裡看熱鬧。警察和小偷碰到了，還互相打招呼，問小偷：今天弄了多少啊？小偷總是很謙虛，說不多不多，剛夠飯錢。至於小偷有沒有向警察行賄，我倒沒有看見過。

那個二老闆孫大鵬，長得高高瘦瘦的，還算體面；但目露賊光，一看就知道不是本分人。他總是有事沒事地披著個皮衣來商店裡晃一晃，有時賭輸了急需要錢就來催租金或者借錢。馬葵是他的老相識，不怕他，總是拖延著不交。孫大鵬急了，就說，呀呵，你的這身臭骨頭還真難啃，都成了硬骨頭六連了不是？馬葵把脖子一梗，還是不交。孫大鵬無奈，就找我母親借錢，張嘴就是五千。母親也知道這錢借出去就是肉包子打狗，但為了生意又不敢不借，只好討價還價借給他兩千。孫大鵬這種人是談不上什麼信義的，錢一到手就一直賴著不還。後來我母親在九八年到武漢前又去找他，他就把一個摩托羅拉的中文呼機抵債，母親拿到後給了我，我掛了兩年就買了手機，那個呼機也就扔在家裡了。

孫大鵬這人雖然賭博輸得家徒四壁，但還特別愛講排場，身上穿的衣服和皮鞋都是名牌，抽菸也要好煙。當時太原市場上比較高檔的香菸就是紅塔山，硬盒的十三塊一包，軟盒的十塊，孫大鵬就總是抽硬盒紅塔山。有一天他來店裡晃，看見我和我母親坐在那裡抽菸，恰巧他自己沒煙了，就把我們的煙盒拿起來一看，是一塊錢一包的“君子”牌。頓時用眼睛斜睨著我們母子，驚訝地說，當老闆的也抽這種煙？我母親笑道：我們是小買賣，抽不起好煙。說完讓他一根，他不要，掏出十三塊錢來對我說：去，到理髮店旁邊那家店裡幫我買盒紅塔山，要硬盒的。

也許是“鼎盛商店”這個名字起的好，在鼎盛商店賣燈的兩年裡，我們家賣花燈也賣得不錯，每年都賣了四萬多塊錢。一九九四年開學比較早，元宵節那天我直接從太原回學校，母親給我買了一隻溫州電烤雞，母子倆坐在旅館裡美美地吃了一頓。到了一九九六年春節，由於我和姐姐都參加了工作，假期有限，就沒法回去幫著母親賣花燈了。父母二人沒有足夠的人手支攤子，就再沒有租鼎盛商店，轉而由別人代銷了。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學（1991～1995）　十三、任忠生

在太原賣花燈那幾年，我母親總是要到太谷汽車站去僱一些跑客運的麵包車拉貨。在找來的那些司機裡面，有一個小夥子叫任忠生。任忠生當時大約二十八、九歲年紀，個子高高的，眉清目秀。之所以要專門把任忠生這個人作為一節來寫，就是因為他人如其名：仁義而忠厚。在那些來家裡拉貨的司機裡面，就數任忠生兩口子既和氣，又勤快。母親看著這個人可交，隨後幾年就只讓任忠生拉貨。

任忠生是太谷縣城外的北沙河村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