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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們窗明几淨新居做客，回憶起那些艱辛歲月仍然是唏噓不已。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潼關鐵路修完，鐵Z局又流動到北京附近的河北懷來、幽州一帶，從事豐沙線鐵路複線建設工程（「注」豐沙線是連線北京豐臺——河北沙城的鐵路，該線於一九五四年建成，一九五五年十一月運營。其複線工程於一九七二年十月竣工運營）。當時正直“九大”前後，單位提出的口號是“要洞不要命”，禁止職工帶家屬到工地。於是，我的母親又不得不跟祖母住了一段時間，又遭到祖母百般虐待。後來我母親回到滑縣老家住了一段時間，返回鄭州時因為帶的東西少了，祖母又是罵罵咧咧，甚至連我外婆都罵上了。我母親一聽實在是忍無可忍，就頭一次跟祖母頂嘴：“你這個人怎麼這麼不講道理，俺嫁給你們姓國的家，倒黴俺認了，可俺娘沒惹過你，你憑什麼罵俺娘？”我母親自從嫁給父親以後一直逆來順受，今日居然敢跟祖母頂嘴，祖母馬上就怒不可遏，把母親從家裡趕了出來，連鍋都扔出來了。我母親也被祖母氣得不得了，發誓再也不進這個門，就拎著鍋，背起我年幼的姐姐上北京找我父親。由於是被趕走的，走時身無分文，連買火車票的錢都沒有。

好在那時人心尚善良，因此母親上了火車，跟乘務員講了情況後，乘務員不但沒有把她母女趕下火車，反而還讓她們到乘務員休息室坐著。到了北京站，我的母親找不到去豐沙線的火車，（「注」當時去豐沙線要到永定門火車站上車）就把我的姐姐放在長椅上，自己去打探路。等到打探清楚回來，發現那裡圍了一群人。我的母親一想，壞了，孩子肯定出事了，於是扒開人群走上前去，發現我的姐姐發起了高燒，已經在抽搐了。這裡舉目無親，此時又碰到這種事情，我的母親頓時急得大哭起來。此時，一個解放軍走上前來，說，快送孩子去醫院呀。母親哭著說，身上沒有一分錢。於是那個解放軍說，那我陪你去。這時，一個在火車站前蹬三輪車的大爺也上前來說，快走，我送你們。就這樣，在這兩個素不相識人的幫助下，把我姐姐送到醫院。路上，那蹬三輪的大爺一邊拼命往前蹬一邊還不住地勸我的母親說：“閨女，彆著急，我快點蹬，幾分鐘就到了！”到了醫院一量體溫，已經四十二度了，虧得來得早，否則肯定沒命了。不湊巧，還碰上一個差勁的護士，沒做皮試就給我姐姐打了青黴素。後來那個護士意識到了，但又不吭氣，站在那裡看著姐姐不敢走。也算我姐姐命大，打青黴素恰好不過敏。那解放軍替我的母親交了醫藥費後要走，我的母親連問他叫什麼名字，他只回答了一聲：“就叫我解放軍好了”就走了；而那位蹬三輪的大爺一直守侯在醫院，還給我的姐姐買來了罐頭，等姐姐退燒之後，他又騎著三輪車送他們母女倆到永定門車站，為她倆買了一張票。

多年以後，當我的母親回想起這件事情的時候，總還是對那個救了他們母女的那位解放軍戰士和蹬三輪車的老大爺心存感激，總是懷念起那些素不相識、給了她那樣熱心幫助的善良的老北京人，也不知道他們現在過得怎樣。此事如果發生在現在，那後果肯定不堪設想。現在這個社會，人心確實變壞了許多。

母親到了豐沙沒幾天，祖母在家裡想到這個沒工作的小媳婦居然敢跟自己頂嘴，越想越氣，乾脆自己買了張火車票跑到豐沙工地來興師問罪了。一進工棚就大吵大鬧，聲音特別高。我母親早已對祖母這個人深惡痛絕，此時聽到她的吵鬧聲更是無法忍受，跑出了家門。一邊跑一邊想著無論怎麼自己跑都躲不過這個惡魔的手掌心，於是又一次想到了死。時值一九七一年夏天，永定河上游水庫正在放水，河道里急流澎湃，母親心一橫，縱身跳了下去。

此時正是白天，母親投河時很多人看見了，很多工人跳下了河，撈起了已經被水嗆昏的母親。當時單位裡還有軍管會，軍管會領導聞聽此事的前因後果之後勃然大怒，下令把祖母給綁了起來，並勒令她當天就要滾出工地。祖母一向欺軟怕硬，看到軍管會如此厲害，只得乖乖走了。此後不久她就去了東北我叔叔那裡，母親這才算從祖母的手中解脫了出來。但那一次我的母親受了刺激，一度有些精神分裂，養了很久才恢復過來，但還是落下了偏頭痛和神經衰弱的後遺症。直到我小時侯，還經常看到母親頭痛難忍時用頭撞牆。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有一個從河北到母親所在的太谷線材廠買鐵絲的採購員給母親捎來了幾斤天麻，母親吃了以後，漸漸好了起來。

父親他們在豐沙線時，恰逢中共“九大”召開，各地趕著給“九大”獻禮。豐沙線工地上掛的標語是：“為‘九大’獻禮，保證